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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來，兒童都是最為大眾關心的救助對象之一。當下，在嬰兒安全島的爭議尚未塵埃落定之際，我們不妨看看明清時期的人們是怎樣救助棄嬰的。明清時期，養育棄嬰的機構名為育嬰堂，它屬于眾多類型的善堂中最為普遍的一種。

    從災荒救助到常態機構

    在育嬰堂之前，南宋時期開始設立的慈幼局，在元明時期處于廢止狀態。但這一時期并非完全沒有救助棄嬰的舉措。

    明嘉靖年間，有一位清正耿直的官員林希元，被貶到泗城（今廣西凌云縣）做通判，正趕上當地鬧饑荒，林希元采取了非常有效的賑災措施，其中便有專為撫養棄嬰設置的機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他號召大家收養棄嬰，收養棄嬰的人，每天補給一升米。而檢查嬰兒撫養情況的方式也簡單直接，就是每月要把孩子抱來讓官員檢查，看孩子是不是健康。但這種救助是跟救災結合在一起的，不是常態。

    到崇禎年間，遠山堂主人祁彪佳（滿清攻占杭州后自殺殉國）的《救荒全書》記載了紹興人錢元登所設的保嬰局。錢元登是一介平民，出于愛心，將附近的棄嬰帶回家撫養，為了給哺乳期的嬰兒喂奶，還專門聘請了奶媽。錢元登為每個嬰兒做了牌子標記，并有記錄簿收錄著他們的姓名、被棄置的地點和收養時間。他收養的不只是棄嬰，家境特別貧寒的父母也可以把孩子抱到保嬰局代為撫養，父母可以隨時過來看望，孩子也能回家，等家境轉好了再把孩子領回去。錢元登的善舉獲得了當地官員、名士的支持。相對于林希元，錢元登的保嬰局更民間化和常態化。

    育嬰堂的十一條

    對于明清時期育嬰堂的運營規則，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夫馬進所著的《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對其有過詳細的論述。

    首先是登記，有嬰兒被抱過來時，先記錄到達時間，然后仔細檢查全身。如果嬰兒懷中寫有出生時刻，要登記，甚至其衣服的顏色質地也要記錄下來，以備日后有人來追查嬰兒下落。育嬰堂容許父母領回嬰兒，因為它并非“孤兒院”，這里不只有棄嬰，還有不少是父母因家貧而臨時寄養的。

    其次，育嬰堂內設有數間哺乳室，隨時都有奶媽可以為嬰兒喂奶。檢查完畢后，嬰兒由聘任的奶媽領回家喂養，奶媽是簽訂契約的，每月6錢工錢（這個工資在當時是比較高的）。育嬰堂會發給奶媽一個竹簽，上邊寫有奶媽和嬰兒的信息，作為合法的證明。

    每月初一，奶媽要把孩子抱到育嬰堂接受檢查和領薪水，檢查一方面是為了確保孩子健康成長，另一方面也要確定孩子的身份不要弄混。遇到刮風下雨的惡劣天氣，育嬰堂的工作人員會上門送工錢和檢查，如果發現奶媽沒有能力繼續為嬰兒哺乳，便立刻把孩子領回交給別的奶媽。育嬰堂還負責提供嬰兒的衣物和診療服務。

    若有人要領養嬰兒，必須向育嬰會的會長提出申請，會長確定領養人有能力收養且品行沒有問題后，會發給他領養證，并交給“監察科”，確定無誤后，把嬰兒交出。

    而在資金運營上，主要以創立時會員和地方士紳的捐贈為基礎，此外，育嬰會會員每月有捐款，他們的月捐數額是1錢5分。另一項收入類似于現在的固定捐款箱，只不過收的是米不是錢，杭州城里的各家米行，把寫有“育嬰”字樣的袋子掛起來，有多余的米時就裝進這個袋子里，外來的米商，也可以自愿向這里捐贈。

    年終時，育嬰堂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會形成報告書印刷出來，不僅發到會員手里，也送給官府查看。

    巨大的經費壓力

    育嬰堂最早還是在江浙一帶發起的。揚州、杭州等地的育嬰堂發起于順治年間，北京的育嬰堂起源于康熙年間。江浙地區在數量上明顯多于其他地區。

    夫馬進認為，育嬰堂的分布“與其說是行政的力量，毋寧說是城市的經濟力量使然”。經營育嬰堂每年需要巨大的經費開支，僅奶媽的工資可能就每年上千兩白銀，還有衣物費用、醫療費、修繕費、行政開支等。所以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是不太可能支撐得起的。

    康熙元年設立于北京的育嬰堂，創立者柴世盛是紹興人。明末清初，連續的戰亂令民不聊生，京城情況更為糟糕，到處是逃難的人，還有無人安葬的尸骸。柴世盛便每天帶人在城內外埋葬無名尸體，這期間，他帶回了街頭無人照看的棄嬰，募款在夕照寺建了育嬰堂。

    柴世盛在崇文、宣武、朝陽等幾個城門處設立收嬰處，配備車輛，在各街道尋找棄嬰。對已經死亡的嬰兒給予安葬，還活著的就抱回喂養。育嬰堂還給哺乳室編號，聘請奶媽在內喂養，每個月按時抱孩子給負責人檢查情況領工錢。

    為了確保育嬰堂有持續的經費來源，柴世盛設立了陶器廠，同時出租房屋，收入都用于育嬰堂的運營。這并不是柴世盛一個人能做到的，當時著名的官員胡兆龍、趙吉士等很多士紳參與了對保嬰堂的捐助。

    此后逐漸蔓延開的育嬰堂，在經營方式上也受初創者的影響，有很多相似之處。育嬰堂沒有固定的官費補給，要穩定地經營下去，最好的方式是依靠結社，以及有自己的固定收益。

    比如建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蘇州育嬰堂，就有大量當地士紳加入，據說當時的一任蘇州布政使日捐一兩銀子，時任巡撫則下令方山寺院每月的香油錢要拿出一兩做捐贈。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全國官員仿效北京育嬰堂和普濟堂，鼓勵和援助民間善舉。這對育嬰堂在全國的普及帶來了深遠影響，也使其官方色彩越來越濃厚。在缺少自發形成育嬰堂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地區，育嬰堂幾乎是完全官營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云南設立的育嬰堂就是這樣的例子，雖然負責人還是民間推選出來的，但從運營經費和方式，完全是官營的。

    道德爭議從未止息

    育嬰堂的寄養制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蘇州唐甄的《潛書》中有這樣的描述：“諸乳婦多不良，第貪三百錢。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p>

    對于一般的奶媽而言，寄養的孩子肯定不如自己的孩子親，而寄養制每月探視一兩次，并不能起到很好的監督效果。如果讓奶媽住在育嬰堂中撫養會怎樣呢？北京育嬰堂就采用了這種開銷巨大的方式，但并沒有更滿意的效果。

    另外，小地方不能負擔聘請奶媽的巨大開支怎么辦？蘇州附近的很多鎮，建起了留嬰堂，作用是僅收養嬰兒，然后把孩子送往蘇州的育嬰堂，相當于中轉站。這種方式在其他小城市也出現過，甚至有的地方開始建的是育嬰堂，因為資金難以為繼，改為了留嬰堂，還是把嬰兒送到蘇州。當時蘇州的育嬰堂，估計可以輻射周邊約100公里的范圍，堪比今天的廣州。

    但當時的道德爭議并不主要集中在棄嬰的罪惡性上。據夫馬進的分析，送往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雖然沒有完全統計，但以當時的交通狀況和醫療水平，年度30%的死亡率算是低的，寒冬時節會更高。育嬰堂也曾因此被揶揄為“殺嬰堂”。而后續的問題則是，棄嬰中大部分是女嬰，她們長大后，最可能會被招為童養媳和婢女，會受到虐待以及面臨其他各種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保嬰會產生了。無錫的一位生員，善款設置了保嬰會，為方圓十里剛生下孩子的母親提供米錢5個月，讓她有能力撫養自己的孩子。5個月的親身撫養，父母一般不會再拋棄孩子，到時候仍然無力撫養的，才會送入育嬰堂中。這種保育法在以前的宋明時期也曾有過，在道光年間，由于官府的提倡，保嬰會愈加普及。甚至有的地方，會盡量把棄嬰的生母找到，請她“寄養”，按月給錢，等孩子長成后還想送回育嬰堂也可以。

    公益時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