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閱讀

    慈善法的他國歷程

    慈善事業具有法制化特征，所謂法制化亦即現代慈善事業的運行普遍通過完善的慈善法制予以保障。慈善法對于慈善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發達的慈善事業必然需要完善的慈善法制保障，完善的慈善法制又促進了慈善事業的發展，對此我們可以再次將目光投向慈善事業發達的英國和美國尋找例證。

    先就英國而言，其不僅是世界上慈善事業最早形成和發展的國家，其慈善法的歷史也最為悠久，這可以追溯到公認最早的慈善法——英國1601年《慈善用益法》。而近400年的發展使得英國的慈善立法成為集中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其2011年制定的《慈善法2011》即是其發展的集大成者，該法對于慈善事業有關的諸多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規定，而這種立法模式也對諸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新加坡等國家的慈善法制建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國家相繼仿照英國的立法制定了自身的慈善法。

    就美國而言，作為現今慈善事業最為發達、規模最為龐大的國家，美國的慈善立法并未簡單地模仿英國，而是通過聯邦（主要針對慈善組織）和州（主要針對慈善行為）的分散立法，構建了獨具特色的慈善立法體系；同時，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的判例彌補了分散立法的欠缺，這種相對分散又多樣化的法律淵源使得美國慈善法更具有靈活性，并很好地維護和促進了慈善事業的發展。由此可以說，現代慈善事業不僅具有專業化的特征，其發展必然離不開完善、合理的慈善法制之保障。

    慈善法的制定是近年來我國慈善法制建設與完善的標志性事件，該法以“慈善事業”為名，預示了國家意圖以慈善事業整體為調整對象，那么究竟什么是“慈善事業”？

    如若將“慈善行為”與“慈善事業”這兩個概念予以對比分析，可以發現以下事實，即：慈善行為作為一種幫助弱勢群體的行為，可謂自古即有，而“慈善事業”則并非如此，這是因為慈善行為可以由公民個人偶然地開展，但“事業”則依賴于眾多公民長期專門地從事，慈善事業同樣如此。事實上，在此意義上，慈善事業可以理解為在特定國度或者區域內，公民以慈善為目的，通過成立專門的慈善組織等方式，實施慈善行為之活動。

    現代意義上的慈善事業出現于工業革命后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工業革命積累的社會財富為人們專門從事慈善事業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各國制定的慈善法對公民慈善權利的保護構成了慈善事業的主觀條件。由此，可以說慈善事業具有了兩個特征：專業化特征和法制化特征。

    (本文作者為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呂鑫)

    全國人大常委、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鄭功成：

    慈善立法需要解決什么問題？

    盡管慈善事業立法已經具備相應的基礎，但要制定一部較好的法律還存在著一些現實困難。一是對慈善事業與慈善組織的定位還存在著分歧；二是在引進國際慈善規則與尊重中國國情之間如何協調是一個難點；三是與其他立法的關系如何處理，如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還有開始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等；四是財稅政策如何落實，如果沒有可操作性，即使法律作出了原則規范也不可能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因此，立法雖有基礎，但要制定一部有質量的慈善事業法卻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問題還存在著較大分歧的情況下，特別需要理性討論，所以這部法律的起草與制定，醞釀的過程也會比較長。

    慈善事業立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個人認為應當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慈善事業的法律界定，對哪些社會事業可以納入慈善事業并享受相應的政策優惠，應當有清晰的界定。

    二是慈善組織的法律地位和運行規范，需要確立其獨立法人地位以及基本的行為規范，為慈善組織的成立及運行提供法律依據。取消慈善組織的主管機構的現行規定無疑是讓慈善組織回歸民間或社會并確保其獨立法人地位的必要條件，但取消主管機構并不意味著放任自由，而是需要由法律來進行規范，讓其運行在法定的規范軌道上。

    三是慈善事業的監管機制，包括行政、司法與社會監督機構都需要通過立法來加以明確。例如，政府職能部門如何監管需要法律授權，司法機關糾察并裁判慈善組織或非法募捐行為等需要相應的法律依據，而社會監督的前提是慈善組織必須有相應的信息披露，但到底披露哪些信息也應當有相應的法律規范。

    四是對慈善事業給予相應的財政稅收政策支持是各國的通例，但同樣必須有法可依。如免稅范圍、免稅額度、免稅程序等。

    五是關注新情況及需要做出相應的反應。例如，網絡慈善活動如何規范，股權捐贈、不動產捐贈等如何規范，非慈善組織的募捐行為如何處置等等，這些伴隨時代發展而出現的新事物均需要做出法律回應。

    六是法律責任，即慈善組織、捐贈者、受助者乃至監管機構的責任是什么，對自己的行為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法律后果，以及對非法募捐、欺詐性捐贈等違法行為的處置，均應有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規范。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慈善事業建立在社會捐獻基礎上，是用公眾的資源做公益的事情，如果沒有良好的法治環境，必然在現實中被扭曲，并衍生出諸多社會問題。我國慈善事業發展進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大多是缺乏法律規范所導致的，由此引發公眾的不信任，也將損害慈善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因此，亟須通過立法規范慈善行為，亟須通過法律規范來給公眾一個判斷的基本依據。

    我個人認為，慈善事業立法應當體現出如下原則精神：公益原則、平等自愿原則、公開透明原則、嚴格自律與有效監督原則。在國家立法機關已經正式啟動慈善事業立法的條件下，除了起草機構努力工作外，我認為，還特別需要與政府主管部門加強協作配合，需要慈善組織、專家與公眾的主動參與討論。不過，我要強調的是，這種討論需要注入理性，不宜將慈善事業簡單地視為道德事業，而宜將其作為社會分工發達、多方參與社會治理的一種途徑。它必須植根中國的國情，又不能偏離現代慈善事業應當遵循的普遍規則。理性的討論將有助于達成共識。

    （整理自《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