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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的工作每天都在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可能是描述基金會價值的有效依據。但是，這些數據是否被有效利用了，是否為基金會的發展和受益方的不斷擴展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是否被基金會當做累贅和垃圾處理掉了，是否拖累了基金會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而僅作為資料保存在電腦的硬盤存儲中？

    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已經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但是從基金會組織的發展來看，似乎進入大數據時代尚有一段距離。

    慈善數據產生容易，天天都在被基金會制造出來，但慈善數據的采集就沒那么容易了。原因很多也很凌亂，主要有二：一是管理者的原因，即基金會及其監管者對數據的態度；二是專業的原因，數據管理是門專業性非常強的學科，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需要科學分析方法，還需要培養使用數據的習慣。

    如果說數據的采集都不那么容易，對數據處理的要求就更高了。基金會往往只從自身機構的利益出發來思考數據的作用，這一點也無可質疑，但是略顯狹隘。如果慈善數據能夠被像基金會中心網這樣的機構采集處理，那受益的不只是基金會，可能更多的是那些待資助的受益群體。

    那么慈善數據究竟能為基金會帶來什么，這里有一個關于數據的例子。

    基金會中心網通過對采集的基金會年報數據分析發現，非公募基金會這幾年在數量上呈快速發展趨勢，年增長率接近20%，僅用幾年就達到了2100多家，超過了公募基金會，呈欣欣向榮之勢，令人振奮和矚目。但是從數據分析來看，全國有不到300家的大學教育基金會的總資產160億元、捐贈收入65億元、公益支出36億元等重要財務指標占據了非公募基金會的40%，也就是說，其余的1800多家非公募基金會的捐贈收入也就是70億元，公益支出將近40億元。還要細細來看，這1800多家基金會中，資產規模超過5000萬元的大型基金會有80家，這80家基金會的總資產達到了160億元，占了80%，其余1700多家基金會的資產總計僅占了20%。非公募基金會的資產規模普遍較小，低于1000萬的有1000多家，年度捐贈收入、公益支出均低于100萬元的有近800家。從收入組成來看，非公募基金會的90%以上依賴于捐贈，依賴度甚至超過了公募基金會的80%，這似乎與非公募基金會的設立初衷不相吻合。由此我們推算出大多的非公募基金會更像是公益項目執行機構，而由于公益機構注冊門檻等因素限制，以至于不得不轉為注冊為政策相對寬松的非公募基金會。這既凸顯出了政策制定的弊端，又會對政府的監管、公眾對基金會的理解產生誤讀。

    數據是一種文化，慈善數據應該成為慈善文化的一部分。

    多年來，我們適應了一種文化，面對和應對事件時，盲目而從動。即便是理性，也習慣于多從理論邏輯原則出發，而不習慣于用數據來說話。因而常常被動，最終的判斷和反應也難以達到目的。究其緣由，是不會使用數據，不善于使用數據來解釋分析、應對危機，用堅硬的數據面對脆弱的慈善文化。

    例如2012年底中華兒慈會的那場風波。原本它只是并不復雜的一個低級錯誤，但卻導致成一場公眾問責。風波由數據而起，如果基金會的應對能夠充分運用數據，來解釋和說明，也不會發展成“洗錢”聳人聽聞；事實上，有許多的問責，用數據來澄清是最為智慧的也是最為有效的。

    數據對基金會及基金會行業的作用，正在開始，處于啟蒙期。在基金會加入“大數據”行動的建議之下，存在著一個變革理論。就像其他所有有關慈善的變革理論一樣，它的目標就是最大化慈善工作的影響。我們不鼓勵以數據的名義，甚至是以提高基金會工作效率的名義去收集和使用數據，雖然這些目標是極好的。實質上，提高慈善數據的最終受益者是基金會試圖通過它們的慈善行為幫助到的那些人。

    數據是個好東西，認識數據的作用，接受數據的價值，實際上就是接受原則和規則，就是接受科學的存在。

    基金會中心網總裁 程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