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療指的是以家庭為對象實施的團體心理治療模式，其目標是協助家庭消除異常、病態情況，以執行健康的家庭功能。家庭治療的重心不是家庭成員個人的內在心理構造與狀態分析，而將焦點放在家庭成員的互動與關系上；從家庭系統角度去解釋個人的行為與問題；個人的改變有賴于家庭整體的改變。

    這是一種起源于西方的工作手法，被應用在社會工作、心理治療、行為矯正等過程當中。

    “有關家庭治療的出版數目，在2000年之后數量激增，但是其中出自社會工作者的著作可以說鳳毛麟角?！毕愀劾砉ご髮W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沈文偉介紹，他發現，1989年至1999年之間，有關家庭治療的出版文獻是49篇，2000年至2006年卻有149篇，但是心理學及教育學的學者表現極為活躍。在為數不多的社會工作領域，也沒有人探索西方家庭治療模式是否適用于中國，更沒有中國特色的家庭治療出現，極少探討有關性別、專業反思和治療過程的記錄。這些都表示，彼時中國的家庭社會工作仍然處在萌芽階段。

    在2007年之后，家庭治療在中國有了快速成長。但是今天，家庭治療在社會工作當中的應用和發展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和挑戰，有很多是其他國家地區共有的，也有一些是中國特有的。沈文偉表示，首先社會工作當中，家庭和個案的解決不能不考慮社會政策、社會現象等外界大環境對于個體和家庭的沖擊和影響，也就是說，個人、家庭、小區、社會等都會影響著家庭系統，家庭社會工作者也應該特別注意在引入外來家庭理論時候的本土化，要意識到中國家庭的特別需要。

    2014年5月29日至31日，在由林護社會工作培訓和發展基金主辦的第三屆林護杰出社會工作獎頒獎典禮暨社會工作專題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臺、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工作專家就家庭治療在全球各地社會工作中的應用和發展展開了研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咨商學系副教授趙文滔：

    找到適合東方文化的介入方式

    有很多人在懷疑，“家庭治療”這個方式最早是從西方發展過來的，那么這種方式適合我們嗎？我的一位朋友是臺灣精神科醫師，他在工作時候就發現醫院里很多精神科的病人，如果你仔細聽他們說的話，他們其實在抱怨孩子功課、家人工作等等，都是跟家庭有關的話題。

    通過臨床研究發現，醫院當中的憂郁癥患者、兒童的多動癥或者青少年在學校中打架、逃學等這些看似個人的行為，其實他們的問題都跟家庭有著密切關系。西方人更傾向于將出現的問題定義為個人內在的困難，而我們東方人常以周圍人際系統來呈現困擾。

    早在1969年的臺大醫院精神部，陳珠璋醫師沒有像以往那樣看病時把家屬請出去在外面等待，而是選擇讓家屬一起參與到治療當中，這是最早的家庭治療在臺灣的嘗試。

    目前，不管在醫院、社區、社會機構或學校里面，專業人員都有機會和家庭一起工作。比如很多醫院都會設立家庭門診，有家庭治療專業的社工師、醫師專門提供為家庭整體的服務；社工機構更是如此，不管社會工作者服務的對象是兒童、殘疾人還是別的弱勢群體，一旦發現案主背后潛在的是家庭整體的問題，都會采取家庭治療的手段。

    在一些學校當中，老師發現了孩子身上有一些問題，當他打電話給家長時候，一下子就明白了孩子的問題根源，或者孩子和家長的行為方式簡直如出一轍，但是老師也會有顧慮，我們作為學校一方該不該去管人家家里的事情呢？那么有經驗的學校和老師就會發現，如果你不去處理家庭的問題、不和家長合作，那么孩子在學校的那塊問題根本不能消除，或者在學校里好不容易把孩子教好了，一回家就會出現反復。

    現在繼續推進家庭治療也會有困難，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需要幫助的人往往不會主動求助，通常都是自己想一些辦法，他們能走進家庭治療師的辦公室說明已經在他的問題中找不到合適的解決方式了，已經耽誤了很久了，問題也會變得更復雜。還有就是家庭成員的認識不統一，比如有位媽媽打電話求助，當我說讓你們一家都來我這里的時候，她就說其實是背著孩子父親打的電話，也就是說還有很多人對于治療有認識障礙。

    對于治療師來講，要經歷一個文化轉換，怎么把在外面學習到的知識技能轉化為適用于本土文化的方法，而不是偏重理論和技巧的套用。治療師對治療過程的理解過于理論，以特定的概念框架來解讀家庭困擾，容易對臨床過程中出現的其他重要細節失去敏感度，治療師也容易遵循既定步驟，難以達到效果。

    新加坡社會工作者蔡偉彬：

    “家庭治療”在新加坡的四個挑戰

    在新加坡，家庭治療不是一種職業，盡管有些專業人士可能已有一個家庭治療的碩士學位，但他們很少被稱為“家庭治療師”，這也不意味著他們不從事家庭治療方面的工作。許多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師，當他們面對形形色色的邊緣群體時，仍然會選擇運用家庭治療的知識和技巧。

    家庭治療在新加坡的發展有四個困難和挑戰，這四大困難我們至今仍在克服。第一就是受西方的影響很嚴重，缺少本土化的特色和方式。多數家庭治療師或采用家庭治療模式工作的社會工作者，他們接受的培訓內容和方法還是西方引進來的模式，當然也會有人問：東方和西方的工作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其實是體現在我們工作時候的細節當中的，是很不一樣的。比如西方社會工作中很注重語言的互動、激勵引起改變等，而在新加坡，如果我用語言跟對方互動、對他們提問或講些什么道理故事的時候，案主就會直接問我“你講這些有什么用，我想看行動”，說明他們想得很實際。

    第二個就是家庭治療的介入大多數是社工來做，社工占了絕對主導的位置，很少有心理醫生或類似專業人員的介入。在新加坡，實際情況就是社工什么都要做、從頭跟到尾、工作范圍很廣的，但這是不太合理的，當某一領域需要深入介入時，社工的專業度可能不夠了，那么社工應當引入更多更專業的人才資源來，比如醫生、心理咨詢師，而不是一個人管所有事，這方面的配套支持和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

    第三個挑戰就是缺少資深督導。新加坡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明年要慶祝我們建國50周年，所以如果在一個研討會上問下面的專家，你們有誰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工作經驗，其實是幾乎沒有的，所以經驗豐富的督導是很急缺的人才。

    最后一個是缺乏正規的專業培訓，在新加坡，至今也只有一個中心專注做家庭治療的相關培訓。

    目前，在新加坡隨著家庭服務中心數目增加，也給家庭治療更多的機會去進行實踐，在婚姻、兒童保護等方面，家庭治療的推進力度比較大。與十年前相比，碩士程度的海外培訓資金在增加，所以我們也增加了與各地的交流，治療師的數目也在增加。

    未來的一段時間，我的建議是首先需要開發一些適合當地文化的家庭治療方式，通過研究和建立檔案等方式，讓政府知道資金應該投入到哪里才是最有效的，也希望當地大學開辦家庭治療碩士學位，而不是單純依賴海外項目，另外，就是需要發展臨床督導系統以支持治療師不斷學習成長，否則所有的正規培訓結果都可能付諸東流。

    家庭治療專題哲學博士陳德茂：

    澳門博彩特色下的社會問題

    澳門的家庭治療仍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這樣的社會工作手法卻由于澳門的特殊環境而格外被需要。

    大家都知道，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支柱，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將博彩業向私人部門開放，賭場數量激增的同時，促使了澳門博彩業和經濟的發展。賭場24小時營業，為了維持賭場的運營，就需要大量的雇員，澳門人雖然知道賭博不好，但是37萬勞動人口中有5.6萬名是賭場雇員，換句話說每三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中有人在賭場工作，這是一個矛盾。

    伴隨父母角色的缺位，就是嚴重的青少年社會問題，賭博、吸毒、邊緣少年越發普遍，為了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同類型的咨詢機構和培訓中心紛紛建立，并且開展起家庭治療。

    但是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主動求助意識低。這里有一些社會福利部門的調查數據，在經歷家庭問題的受訪者中有59.2%的人表示不會尋求幫助，60%的受訪者表示夫妻會由于缺乏交流、財務問題以及父母教養方式等出現家庭矛盾，其中76.21%的人選擇自己解決這些問題。這些都表明，家庭治理的推進在觀念上需要進一步認同。例如，澳門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自去年6月正式主理戒賭、戒毒兩大棘手問題，去年推出了“主動求助”系列活動，但單靠政府、數間機構的宣傳力度有限，未來政府也會通過資助計劃，鼓勵民間團體開展宣傳活動，強化小區教育，教導居民、小區服務中心人員，如何快速分辨居民是否賭博成癮，并鼓勵成癮者及早尋求專業社工輔導。

    目前我們的家庭服務依賴于來自香港和臺灣的專家，他們使用的語言大多是普通話和粵語，而我們的語言環境構成卻比較復雜。另外，目前缺少專業注冊和正規訓練，人才的標準不夠專業。

    ■ 本報記者 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