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研究中心最近發布了以“公益組織與媒體互動關系”為主題的調查報告，并取名《公益組織對媒體說“困難”》在微信公眾平臺節選發布。粗讀該報告，看到通篇充滿了被調查者對媒體的抱怨：責備媒體不平等對待各機構、埋怨媒體不能正確理解自己表達的意思、憤慨難以請到記者來活動現場……表述的內容只有抱怨媒體，幾乎沒有自身反思。

    首先，道德綁架沒有生存空間。無論公益組織、公益從業者還是公益項目，都沒有任何理由獲得特權、獲得特殊待遇。我不止一次聽媒體朋友哭笑不得地說自己時常接到電話，被人或祈求或命令地提出：“這個公益活動，你們一定要派記者來采訪啊！”不強調事情的宣傳價值，只強調事情的公益性質，這樣的道德綁架不免有幾分幼稚。其一，每個媒體都有其自身的使命和愿景，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沒義務遵循任何其他機構的需求，和其他行業一樣，媒體遵循的是市場規律；其二，媒體版面有限，你認為宣傳你這個事情重要、對社會有價值，他認為宣傳他的更重要、對社會更有價值，媒體總要做出取舍。

    其次，掀開遮羞布看看自己幾斤幾兩。我堅持認為，讓一個對新聞、對傳播、對媒體一竅不通的人與媒體對接，也是對媒體的不尊重。新聞報道是一件頗具專業性的事情，這個專業性不僅體現在媒體從業者身上，還體現在被采訪者身上。例如，媒體找我要我機構的簡介，如果我給他一篇上萬字的機構發展史，報道登出后，我卻責怪報道對我機構的介紹沒有抓住重點，這是不是有點無理取鬧？再如，記者采訪我的視障員工和我，視障員工面對鏡頭說的內容與我早先說的內容有沖突，我在現場當時不喊“咔”，報道播出后罵罵咧咧說記者不懂得保護NGO脆弱的品牌信譽，這是不是莫名其妙？

    再次，想想自己是不是把人家當工具而已。有多少公益從業者每當需要報道，就一個電話或一封郵件給記者要求來采訪、要求發通稿，平常一年到頭如陌生人般從不主動聯系。若是這樣“有事鐘無艷無事夏迎春”，也別埋怨人家對自己不平等了。任何有媒體報道需求的公司，都有公關部、品牌部之類專門與媒體打交道的部門，雖然大多數NGO無足夠的財力和人力組建專門部門，但作為NGO，對媒體報道有天然旺盛需求，卻連抽擠出人手和精力保持與媒體的溝通都不愿意，實在令人無法認同。

    這些不追求自身專業化，而只強調自己公益身份的機構和公益從業者，都應警醒。任何試圖用浪漫幻想和道德綁架來創造社會效益，而完全不遵循市場規律的公益事業，都帶有致命病毒——拉低自己的同時，也拖了整個行業的后腿。

    深圳信息無障礙研究會秘書長

    梁振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