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年6月，比利時人斯萬·庫彭(Sven Coppens)作為國際計劃中國區的首席代表剛好滿一年。見到《公益時報》的記者，他笑著直言：“你來采訪的時機正好。”庫彭說，經過這一年，他對于中國兒童福利領域的現狀已經有了足夠的觀察。而通過采訪，記者能感覺到，他的這份好心情還來自于國際計劃經過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已經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兒童福利組織的專屬領域，并在這個方向上有條不紊地前進著。

    國際計劃成立于1937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以兒童為中心的人道主義發展組織之一。1995年，國際計劃進入中國，并在四年后將國家辦公室定在西安。目前，國際計劃（中國）的項目覆蓋了包括陜西、寧夏、云南在內的多個省、市、自治區，在兒童保護、兒童早期養育與發展、災害風險管理等領域都開拓了獨有的工作模式。

    在未來五年內，國際計劃（中國）的目標是，使貧困農村地區的兒童，尤其是邊緣化的兒童，生活在一個尊重兒童的生存、養育、發展、受保護和安全等權利的社會里，并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使其具有意義地參與社會事務。

    談到這個未來目標的時候，在越南和西非等國家有著多年工作經驗的庫彭顯得十分自信。即便在被問及籌款等困難是否會阻礙目標實現時，他也依然保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他說：“我們帶來的附加價值會讓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公益時報》：在剛過去的國際兒童節，國際計劃（中國）舉辦了什么相關的活動嗎？

    庫彭：在兒童節來臨前的一周，我們在社區層級舉行了一些慶祝活動。今年并沒舉辦全國性活動的原因是，我們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年底的國際女童日(International Day of Girl Child)上。最近，聯合國將10月11日定為國際女童日，以倡導女童權利，并特別強調男女平等和對困境女童的關注。

    《公益時報》：在你上任以來的整一年時間內，國際計劃（中國）做了哪些工作？

    庫彭：我需要先說明一下，我們的工作并不是以1年作為基本單位的。我們與合作伙伴都采取了長期合作的方式，這使得我們得到了足夠開展長期計劃的資助。所以，這1年來的工作要放到最近5~10年的長期范圍內來看，那就是致力于以下三個主要領域。

    第一個領域是兒童早期養育與發展，這一項目的目標群體是鄉村地區的弱勢兒童，通常為留守兒童。在這個領域，我們分別為0~3歲和3~6歲的兒童創造更多享受早期教育和服務的方式，同時也讓他們的家長在項目中受益。該項目是完全通過我們的“社區兒童發展網絡”(CCDN)實現的，這是一個我們與婦聯系統合作建立的協作網絡，它覆蓋了我們所工作的所有地區。在這一網絡覆蓋的地區內，無論是留守兒童、貧困兒童和偏遠地區兒童，都能得到應有的照顧。

    第二個領域的工作我認為意義更加重大——兒童保護。在這個領域內，我們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國際計劃全球框架的一部分，就是建立一個基于社區的兒童保護機制。我們把所有應涉及的角色都放到這個機制中，比如當地政府、學校老師和安全部門等。這樣一個機制實際上也和民政部主導的全國性兒童保護系統相掛鉤，同時我們也借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和婦聯系統的大力支持。

    在這個項目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們希望增加當地兒童本身在其中的參與。這些孩子們其實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們身邊的環境，但通常他們的聲音卻很難傳遞到國家層面，這是我們希望推動的方面。

    從今年開始，我們還在兒童保護領域開展了一項創新，為適齡的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訓，目標是讓他們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這項創新其實來自于我在越南期間的實踐，我們當時開展了一個龐大的項目，找出在每個鄉村地區的工作機會，并專門為這些工種配備相應的培訓課程。培訓結束后，我們會幫助他們進入人才市場，得到職位，并至少開展為期一年的后續跟蹤。在越南和印度，這項工作都很成功，如今在泰國和印尼也開始運作。今年我們與中國的專家一道分析這個項目在中國的可行性。

    我們認為，這個項目解決了許多中斷教育的青少年的難題。在許多農村地區，免費的基礎教育只提供到13~14歲，在這之后，兒童便中斷了教育，但他們還不能夠依靠這些基礎教育獲得體面的工作，只能前往勞工市場尋找一些體力工作。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這一現象都很普遍。在從生產型經濟到增值型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中國已經走在了前頭，工作的機遇實際很多，下一步，我們就是要聯合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的力量，共同把這些鄉村青年人的工作機遇挖掘出來。

    最后，也是最有趣的工作領域——災害風險管理。從去年開始，我們開始致力于打造安全校園。我們把自然災害的防范和兒童聯系起來，在校園中找出潛在的威脅，并讓學生和老師一道想出避免這些風險的方法。在云南，我們還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氣候變化對于不同性別兒童的影響。在中國這樣一個氣候和地理條件復雜的國家，這項研究的意義也非同小可。

    《公益時報》：相比其他兒童福利機構，國際計劃（中國）的這三個工作領域稍顯獨特，那么這些獨特項目的意義在于？

    庫彭：我們想實現這樣一種附加價值，讓兒童對生活中的潛在風險做更好的準備，讓他們成為解決自己生活中問題的參與者，讓社會形成一種氛圍——兒童的聲音也能被傳遞出去。在每一種文化氛圍下，讓兒童的意義都被納入考慮范圍，這也是國際計劃的機構愿景之一。

    《公益時報》：那么在你提到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你認為兒童福利領域的問題是相似性更多還是差異性更多？

    庫彭：我想兩者都有。我認為，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中國和巴西是兩個在兒童福利領域做了大量工作的國家。巴西的工作做得很早，中國在這方面的投入也不可謂不大，各有各的長處。

    我想，比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應該互相交流各自的經驗，而不是低頭只顧走自己的路。我也確信中國肯定從巴西的經驗中吸取了很多值得參考的部分，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將國家政策轉變成地方政策，再轉變成能夠落實的行動。而中國這30年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她必然也是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的對象。

    雖然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盡相同，但我們的工作手法還是遵循著基本的原則，那就是各國政府簽訂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其次，雖然我們已經進入中國19年，但我們和全球的工作模式都一樣，采取一對一的資助方式，讓兒童以這種方式獲得長期資助，并能將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讓全世界傾聽，這也是我們項目得到長期資助的基礎。

    《公益時報》：我們的主要捐贈人來自于哪里？近些年是否感覺到籌款上的困難？

    庫彭：主要來自于個人。每個人通過很小的捐贈，與受益兒童建立起聯系，這是我們主要推行的方式，同時就是這種小額的捐贈撐起了大部分的項目。當然我們也有來自于公司和機構的大型捐贈，比如瑞典政府就一直資助我們的兒童保護項目。

    如果從籌款機會層面來講，這個數量的確在下降，在中國的國際NGO都感受到了這種下降。但我并不擔心，因為我們有能力主動去適應這種變化。

    其中一點就是改變自己，讓機構和項目有更多的附加值，讓項目更具技術含量。我常常在說，我們要超越慈善的范疇。由此出發，我們并不想做慈善機構在做的項目。1995年，當我們剛來到中國的時候，我們也是做一些普遍性的項目，沒有什么重點。但現在的環境迫使我們要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普遍性的項目已經不能讓機構保留存在意義了。比如在兒童早期養育與發展領域，我們提倡設立以玩耍為主要內容的課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指導性教育，這才符合這個年齡段兒童的接受模式。所以在這個領域，我們的很多工作是在做早期教育的方式轉型，而不是提供教育者培訓，因為中國的軟硬件設施都十分完備，那不是我們應該投入的領域。

    類似地，我們在每個領域都能為當地兒童福利領域的參與方帶來附加價值。由于這種附加價值，我們能夠向潛在出資方證明，我們有能力實施我們的想法，也有能力讓他們的善款實現這些附加價值。所以對于籌款，我一直保持樂觀。

    國際計劃在許多風雨飄搖的國家也設有辦公室，比如蘇丹、幾內亞比紹等，這些都是剛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國家，人民高度貧困，在那里，我們能找到的人力資源，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相當有限，所以目前還只能采取普遍性的服務，但即使這樣，

    我們也能獲得大量捐贈。但我們也不會因此就腳踏原地，在國際計劃所到之處，我們都爭取變成當地兒童福利領域的專家，而不是泛泛之輩。

    公益時報記者 高文興

    人物檔案

    斯萬·庫彭自2013年6月起被任命為國際計劃（中國）的首席代表。

    2010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間，斯萬·庫彭曾擔任國際計劃（越南）的項目總監。作為國際計劃（越南）高層管理團隊的一員，庫彭全面負責國際計劃“以兒童為中心的社區發展”(CCCD)項目的質量和有效性。通過國際計劃（越南）的項目團隊，庫彭負責管理在越南9個省份開展工作的項目辦公室，并為其提供以兒童權利為基礎的項目支持和指導建議。此前，他曾在國際計劃（西非地區辦公室）擔任地區項目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