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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8版）

    《公益時報》記者分別致電楊六斤就讀新街村完全小學校長楊佳勇和愛德基金會求證均屬實。楊校長表示楊六斤確實在學校享受國家“兩免一補”（即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政策）。

    愛德基金會資源發展中心王宜則告訴記者：“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兩年時間楊六斤都是愛德基金會農村孤兒助養項目的受助對象。每年基金會資助額為1340元，2014年1月1日開始后不再資助。”

    通過一對一的捐助事實已經形成后，當捐贈者看到救助對象有夸大的報道的嫌疑，是否可以要求退款呢？

    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臧云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法律理論上來講，捐贈作為一種民事法律行為，其有效的要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實。如果說捐贈者因為受到他人的誤導而做出了捐贈的行為，其意思表示的真實性是有瑕疵的。根據民事法律行為理論，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法律行為，是可以通過法律程序撤銷的。當然，這種撤銷權是否能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還要結合具體的事實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而判定。”

    《公益時報》記者輾轉聯系到了廣西百色當地的多位捐贈人，他們均都表示不打算要回善款。“我是看到電視臺賬號就打款過去，都是一對一的，我也沒給多少錢，這500萬要放到全國每一個捐贈者身上可能沒有多少錢，我就沒有打算去要回。”捐贈人王琳說。

    有專家指出，電視臺的這種“悲情包裝”，其實是當前很多公益救助行動的主打牌，但“悲情包裝”往往存在夸大或失實，必然會損傷愛心人士對公益的信任。

    爭論4：

    是否需要公共力量介入？ 

    500萬元對于一個14歲的未成年人意味著什么？是更多人關心的問題。“讓14歲的楊六斤個人處置500萬善款會出現很大風險，畢竟他還是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楊六斤事件本屬個案，但經過電視臺報道之后成為了公共事件，并產生了公眾捐款的公共效應，應需要公共力量來介入。”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

    他認為，這種公共力量可以是成立一個公共管理委員會，由楊六斤的監護人、政府、媒體、律師等社會各界人士作為代表來共同幫助楊六斤管理、使用好善款，公共管理委員會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500萬善款由孩子個人使用的風險。

    然而這個觀點，賈西津表達了不同意見。

    她認為成立公共管理委員會意義不大，500萬善款在法律意思上就是孩子的私產，沒有機構能夠干涉。“孩子個人賬戶上擁有500萬善款，從法律意思上來說孩子擁有自主支配權，但考慮到孩子太小還未成年，個人使用巨額款項有風險是可以理解的，但孩子的監護人可以承擔維護孩子個人權利的職責，如果監護人沒有盡到監護義務，可以申請司法機關剝奪或變更監護人。此時成立一個多方代表組成公共管理委員會作用在哪？介入的法律依據又在哪？”

    反思1：

    應盡快建立兒童福利政策

    “不能公眾起來了，政府卻退下了。這500萬對于楊六斤個人在今后是足夠了，但是光指著這500萬也不行，500萬花完了怎么辦？楊六斤早年爹死娘改嫁就是一個事實孤兒（事實上無人撫養），政府還是應該承擔起兒童福利的責任。”王振耀說。

    2013年6月，轟動一時的發生在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兩名女童被餓死在家中的事件，就給兒童福利政策建立的緊迫性提出要求。

    日前，全國各地民政部門對于兒童福利的保障機制正在逐步建立過程中，江蘇南京就對事實孤兒入戶排查并每月給予補貼，國家民政部日前也表示，要制定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政策，將“事實孤兒”納入到國家保障中。

    隆林縣縣委宣傳部給《公益時報》發來最新回復表示：隆林將在全縣范圍內再次對留守兒童、孤兒、事實孤兒和孤寡老人進行排查，查缺補漏，建立健全檔案資料，開展留守兒童、孤兒、事實孤兒和孤寡老人活動，確保他們享受到黨委、政府的溫暖，而對于楊六斤考試完后是否愿意選擇繼續前往深圳康橋書院就讀，尊重其個人意見。

    反思2：

    個案救助不應成為慈善常態

    “個案救助的捐贈成本太高，需要動用大量媒體資源對每一個個案進行識別，這種慈善行為的覆蓋面十分有限，媒體發動的慈善更多靠一種眼球效應。在真正需要幫助群體的普遍性和廣泛性上，個案救助顯然是一種缺陷。”清華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表示。

    她表示，當前媒體扮演了太多的角色，但媒體本身又不是一個專業性的慈善機構，不能自行接受和處理善款。如果大量的救助對象都是需要通過個案來受助，這說明我們慈善環境是有問題的，公眾應該學會甄別慈善信息，選擇自己的慈善行為，對于自己和受助人負責。

    賈西津介紹，在國外，由于公益慈善組織在專業度和覆蓋面上都比國內領先很多，公眾在選擇實施自己的慈善行為時就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實現，正是基于專業度高、覆蓋面廣，所以留給公眾單純通過一對一救助的機會并不多，這些公益慈善組織的專業度很好地保障了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的利益，捐完后發生糾紛和爭論的事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