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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籃球運動裝、招牌式笑容、極具特色的嗓音以及與任何人站在一起都能立即產生的“最萌身高差”，這樣的描述會讓大家不由自主地說出同一個人——對，他就是姚明。從18歲入選中國男籃國家隊，到4年后加盟休斯頓火箭隊開啟9年NBA生涯，籃球場上的追求無疑是姚明在青年時的唯一目標。 把青春留在美國，把榮譽灑向中國。2011年7月20日，31歲的姚明在上海宣布退役，并宣布選擇公益慈善作為今后人生的主要發展方向。在場上，姚明勇于拼搶，創造了連續7個賽季入選NBA全明星賽首發陣容的驚人紀錄；在場下，姚明樂善好施，積極為公益獻身。從2007年參加“姚明納什慈善籃球賽”開始，到隨后成立姚明慈善基金會和“姚基金”，運作招牌項目“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并為各項公益倡議代言，姚明手中的這張姚式慈善名片愈顯厚重。 2014年7月15日晚9時，在參加完當天“2014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的準備工作后，姚明準時出現在四川省綿陽市北川大酒店五層的會議室內。有著在大洋彼岸生活近十年經歷，姚明與《公益時報》記者暢談起了他所認識的美國式慈善，他說：“親身參與慈善遠比單純捐錢要快樂得多?！?/p> 《公益時報》：9年的NBA生涯戰績頗豐，回國后又成為上海男籃老板并在交大求學，同時還為公益慈善不停奔走。這一切讓很多人視你為榜樣，你是怎樣看待成功的？ 姚明：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把成功目標定得太高了，總希望能做到全國知名，這樣淘汰率當然會非常高，目標也變得遙不可及。我覺得不如將目標設想得低一些，慢慢來，順其自然會更好，更多潛力會在成長的過程中被發掘出來。 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我報的所有的興趣小組都與科學有關，跟籃球沒多大關系。后來在成長過程中才逐漸培養出籃球興趣，走上運動員這條道路。 《公益時報》：你在美國的這些年來觀察到他們的慈善是怎樣的？ 姚明：美國的慈善更多是以宗教為出發點，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都認為，人天生就要回報社會，我特別贊同這種觀點。 我感覺美國慈善是一種多細胞化的產業，而國內的更多是單細胞的。別看蓋茨和巴菲特所倡導的“裸捐”在全世界都很出名，但這并不是美國慈善的全部，數量龐大的社區基金會才是美國慈善界的根基。一家社區基金會的服務輻射范圍可能不超過200平方米，但這200平方米內的人一定能夠享受到基金會最好的服務。 美國社區人人公益的觀念很發達。社區居民會憑借各自力量為社區服務，形式、內容多種多樣。比如，社區居民會每人拿出一筆錢，籌足一定數量后，為社區的孩子們設立一個獎學金。哪怕這筆錢只夠扶持一個孩子，他們也很樂意。 《公益時報》：與很多運動員響應公益倡議的方式不同，你選擇在美國成立自己的基金會和在國內成立姚基金來做公益，理由是什么？ 姚明：這還要從2007年的“姚明納什慈善籃球賽”說起。當時，NBA球星納什的一個中國朋友告訴他，在中國，有一些偏遠山區的孩子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希望他能夠利用自身影響力來幫助募集善款，資助孩子。由于都在NBA，我又是中國人，納什邀請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當時并沒有很長遠的想法，只是考慮一次性捐建一所學校，就在北京舉辦這場慈善賽來募集建校的資金，那一場比賽我們共募到了14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但這場比賽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就是當你親身參與其中的時候，遠遠比自己單純捐贈一筆錢要感觸深得多。 如何能長期參與其中，讓公益不僅是一次性的行為，當時我就想到要成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成立基金或基金會，讓我覺得可以更主動、更有規劃地通過自己的想法去改變這個社會。 但當時正值2008北京奧運會前夕，沒有空余時間，我打算把成立基金的事再放一放。但就在這一年汶川發生地震，我當時身在美國，就拿出了200萬美元，按照美國法律成立了姚明慈善基金會，用于幫助汶川重建。我隨后回國，才重新開啟了國內基金的成立計劃，經過與國內多家慈善組織接觸，最終選擇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攜手，利用2007年慈善賽所募到的善款，在它旗下設立專項公募基金，就是現在的“姚基金”。現在，美國的基金會和國內的“姚基金”都是由我的團隊在管理。 《公益時報》：你對于姚基金今后的發展作何打算？ 姚明：我覺得首先要將“姚基金”的質量做起來，建立一套標準，形成有效的質量監控，找到一個有效的、能夠復制的可持續模式。之前團隊也討論過社會企業的話題，社會企業產生的所有利潤都將投入到基金未來的發展中去，“姚基金”暫時還沒有準備好。 《公益時報》：在之前的媒體采訪中，你曾批評國內“超過40人的象棋比賽都需要報批”，那么你又如何看待在公益路上遇到的條條框框？ 姚明：目前，國家在公益領域的法律法規還不是太健全，個人的慈善公益在成長過程中還會遇到很多煩惱，“姚基金”同樣是如此。比如說，“姚基金”每年舉辦的慈善籃球賽就遇到很多質疑的聲音。慈善應該怎樣界定？這里面的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就很大，我們已經遭遇無數次了。即便我們的募款數額在青基會旗下能夠完全公開，也仍然難以打消一些人的疑慮。 我們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夠簡政放權，對于慈善基金的運作和活動能出臺一些明確的責任權限和管理方法，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一目了然。這樣，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會更輕松、更明確。 《公益時報》：在“姚基金”開展的公益項目中往往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你怎樣看待志愿者的作用？ 姚明：公益更重要的是一種體驗，而志愿者則是這種體驗中最好的表現形式。與捐助金錢不同，志愿者捐助的更多是時間，當捐出時間做公益的時候，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因為每一個人的時間是一樣的。而也只有當捐出時間參與到公益活動中，你才可能看到一些真實情況，并感受深刻，這樣你能夠了解到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并不是排斥資金和物資的捐贈，只是強調親身參與公益過程的重要性。 《公益時報》：2014年“兩會”期間，你作為政協委員提出“讓體育回歸教育”的觀點，而姚基金創立的“籃球季”項目也正為全國希望小學孩子們改善體育教育，你是想通過公益來影響政策嗎？ 姚明：據我們了解，鄉村孩子放學后更多地處于閑散狀態，不像城里孩子在放學后有課余作業和興趣班。我們希望讓籃球運動豐富鄉村孩子們的課余生活，通過比賽讓孩子們學會如何在場上競爭以及和隊友合作，培養團隊意識。這樣，孩子們能夠學會直面生活中的困難，懂得在困難時候如何與別人交流去贏得幫助。 我們并不是通過“籃球季”來選拔籃球苗子。在他們這個年齡不必看重參與者的技能塑造，更多的是希望培養孩子們的籃球興趣，讓運動成為孩子們的快樂。 當然，我們也希望通過“籃球季”在全國的開展去幫助一些地方實現政策破冰，以籃球運動作為切入點，讓體育回歸教育，推進素質教育。 《公益時報》：你如今在商界、政界、學界和慈善界擁有的頭銜很多，你怎樣平衡眾多頭銜之間的關系，如何看待跨界合作？ 姚明：這就是被動響應公益號召和主動做基金會的區別。現代社會強調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但這并不妨礙跨界，跨界合作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特殊奧運會、野生動物救助協會內，我都不是專家，但我認同這些機構的項目，就盡自己的能力參與和幫助他們，這些頭銜大多來源于此。但在“籃球季”項目上，因為自己原本就是籃球運動員，所以還是有很大發言權的，當然我們也需要不停地進步。 如果有政府、企業或民間各界找到“姚基金”，我覺得這是雙贏的機會，特別是對于公益項目的管理經驗和執行經驗，我們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思想碰撞，產生一些新的想法，把公益做得更好。 公益時報記者 張明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