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賑是從光緒年間開始興起的一種民間慈善救助行為。其特點是“民捐民辦”，即由民間自行組織勸募、自行募集經費、自行向災民直接散發救災物資。

    義賑與官賑相對存在。官賑在中國封建社會十分普遍，尤其在清朝，政府對于災荒的賑濟，已經形成了一套頗為嚴密的制度（詳見8月12日《公益時報》16版《古代賑災：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但到了近代，封建制度日趨腐敗，積弊叢生，官賑的種種黑幕令人難以容忍，已經不能使受災百姓真正獲救；同時，外強入侵，國勢日衰，官賑幾乎賑不勝賑。該背景下，一些民間的有識之士謀求改變局面，義賑活動相繼而起。

    晚清的義賑組織吸收了西方社會救助方面的做法和經驗，形成了有規模、有系統的賑災網絡。其完善的機構設置，對當下公益組織的發展，仍有借鑒意義。

    由“依托機構”派生

    晚清的義賑組織在組織結構上，不同于一般的民間慈善組織。它不同于會所、公所、義莊等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地緣或血緣等關系建立的慈善組織；也不同于清末開始出現的專門的、獨立的不依附于其他機構的慈善組織，如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等。從組織成立的角度來看，晚清的義賑組織是由其他各類機構所派生而來，也就是說，每一個義賑組織都有一個依托機構。

    義賑組織和它的依托機構在人員、資源甚至組織名稱等方面高度重合。比如：1877年成立的上海輪船招商局（義賑組織）依托機構是輪船招商局，同年成立的蘇州桃花塢公寓籌賑公所依托機構是謝家福公寓，1878年成立的耕記絲棧籌賑公所依托機構是耕記絲棧。

    這些依托機構性質不同，包括傳統善堂、現代企業或商業組織、傳統金融組織、紳士家庭等等。它們的共同點，一是都擁有大量的社會財富；二是機構內部都有自己的資源系統和網絡；三是這些機構的背后基本是由紳士階層的人士在主導工作。

    事實上到了近代，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興起，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力量不斷壯大，因此紳士階層勢必產生提高社會地位的訴求。賑濟行為不但是各級政府贊譽的對象，也為社會的道德習俗所推崇，自然就成為了這一群體進身高層社會的途徑。

    同時，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社會，由于近代戰爭頻繁、國庫虧空，朝廷不堪負擔高昂的開支，捐輸之門順勢打開。有記載顯示，上海的買辦階層徐潤、鄭觀應以及民族資本家葉成忠、朱褒三等人都是通過捐納而獲得了職銜。這些都成為依托機構辦賑的客觀因素。

    “派出機構”執行項目

    晚清的義賑組織板塊分為三部分，除了依托機構外，還有派出機構和分支機構，它們是由組織的基本功能決定的。義賑組織奉行的原則是民辦民捐，因此在運作上包含兩個基本環節：籌賑和放賑。分支機構負責義賑款項的籌措募集，類似于現代基金會的籌資部；派出機構是辦理賑款的發放與各類工賑事項，類似于現代基金會里的項目部；上文提到的依托機構則負責領導統籌，類似于現代社會組織里的理事會。三部分三位一體，各司其職。

    派出機構的工作很繁瑣，它們在災區首先要進行查賑，再根據戶口將賑災款項直接發放到災民手中，因此查賑局在義賑派出機構中處于主導地位。一些機構還制定了《查賑章程》，內容包括：須多邀同志挨戶查賑、查戶宜簡從節費、查戶宜趕緊等。

    如果災區糧食緊缺，辦賑的紳士還會再開辦粥廠進行食賑。事實上，由于災荒的性質和程度不同，這些派出機構所設立的辦賑項目和施救對象都是有所側重的。也就是說，派出機構的辦賑類型是多樣化的。比較廣為人知的派出機構類型有粥廠、掩埋局、收贖局、撫教留養局、工賑局。

    除了粥廠外，掩埋局也是救治大型災荒的主要措施，災情嚴重加上持續時間過長，往往會造成餓殍遍地。如果尸體不能及時收集掩埋，容易使瘟疫盛行，造成更大程度的災難。因此許多紳士專辦收尸掩埋事宜，一些機構還制定《掩埋章程》，主要內容有：到各村約同本村公正甲保查明未殮尸骸若干，無主棺木若干，當即開明數目并死者姓名，即令雇覓妥人在社中擇空閑高燥公地，每一尸掘土坑……

    救贖局是針對被拐賣或淪為娼妓的婦女。有記載：1878年夏秋，河南苦旱兩年有余，婦女被販賣出境及淪入娼寮成為普遍現象。江浙紳士在河南、安徽、江蘇等地設立救贖局，攔截收贖河南的受災婦女。

    撫養教育局主要是收養災區的幼童，除了能使其溫飽外，還對孩子們進行工藝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工賑局，顧名思義是“以工代賑”，即為災民提供勞動機會并給之以錢糧。比如在水災時，組織災民疏通、開挖河道。

    “分支機構”募集善款

    籌款方面，晚清的義賑組織有意識地發起遍及全國甚至延展到境外的網絡化籌賑分支機構，它們堅定地執行義賑組織的意志，在各地發動群眾積極募捐。

    與現代公益組織籌款的方式類似，籌賑的分支機構建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傳。由于義賑組織依托的機構均在當地較有名氣，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公信度，所以分支機構一般采取張貼文字、口頭傳布、分頭勸募的方法。一些組織在籌賑之初，還會在報章上發布廣告。1879年常熟書畫社為山西旱災募賑，就在《申報》上刊登了《常熟書畫社助賑啟》。

    在籌款途徑上，分支機構采用的最主要籌賑方法是分頭勸捐，看的主要就是“籌資官員”的語言及個人魅力。還有一些分支機構依靠政府的力量請辦茶捐、米捐、房捐等，借此來獲得較為穩定的辦賑經費。1880年，金山的一些紳士稟請縣令準許開辦茶米捐，僅8月一個月就收到了250余千文。實際上，這種方法就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強行征稅、按物抽捐，與義賑組織所奉行的“民辦民捐”的原則有一定沖突。

    值得一提的是，分支機構秉持“不取薪”原則，辦理義賑的人員除了雇請的司事勤雜人員外，通例不從捐款中支取分文，以便將籌款、匯解等環節中的費用降到最低。

    籌賑分支機構的主持者為了讓更多的人加入到義賑的活動中，會采取一些民間的獎勵機制。有資料記載，在當時各地的籌賑分支機構中，高郵樂善堂的丁鏡齋最善于用該方法，他充分利用上海的《申報》這一當時中國最為聞名的媒體，將積極捐賑之人的事跡刊登出來，大肆表揚。同時，他還很注意調動他人捐款的積極性：1888年，他在《申報》刊登《勸讀書人捐賑書》，即指出“昔人謂有功夫讀書即是造化，吾謂有機會行善亦是造化”，他還列舉例子，說一些讀書人因為捐賑行善而得報，取得了功名。

    除了民間自主的激勵機制外，官方也會對捐戶進行獎勵。在辦理某項賑濟時，義賑組織都會將具體籌賑款項登記造冊，報給組織所在地督撫存案，根據捐賑請獎標準，由督撫上奏朝廷請獎。

    《申報》的重要作用

    1872年在上海創刊的《申報》雖然不屬于義賑組織板塊，但卻在義賑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申報》在義賑初期，就對其進行了大量報道，并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將義賑活動作為其宣傳報道的重要內容。在遇到大型災荒時，《申報》每天一篇甚至一天數篇，用大量篇幅刊登災荒狀況，引發全社會對于賑災救濟的關注，為晚清義賑的興起創造了必要的社會輿論環境。直至后來，《申報》館本身就發展成了義賑活動的重要據點。

    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持續了近四年，受災人口在二億左右，高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在災害尚處于孕育階段時，《申報》就憑借其敏銳的觀察力發現：北方五省尤其是京師“雨澤稀少”，并以“北地苦旱”為標題發表論文，呼吁社會廣泛募捐，并提出各種防荒、救荒的意見，號召民眾關心災民。

    除此之外，《申報》還刊登大量的義賑資料，包括義賑組織發布的各種章程、啟事；募集善款的數量、用途等等。典型的例子有：1883年，《申報》上每日都會刊登絲業會館的義賑清單；1890年至1891年，順直賑捐收解處先后7次在《申報》刊登消息，詳細說明募捐款項的具體用途。《申報》成為義賑組織信息公開的最主要平臺。

    同時，申報館還對中西方的救濟制度進行探討，指出西方救濟制度的優越性。提出在西方的救濟活動中，重視各個環節管理人員的“實心行實事”，這些理念后來逐漸被義賑組織接受并運用。

    部分據《晚清義賑組織研究》

    ■ 公益時報記者 張木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