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孩子就讀的學校接納智障等殘障兒童就讀，家長們會同意嗎？

    “很多地方都因普通家長的不接納而無法開展下去。”已經探索特殊兒童隨園就讀暨“融合教育”多年的北京市海淀區現代藝術幼兒園園長趙琦對《公益時報》記者這樣表示。

    其實不僅是教育，殘障人士在康復、就業等各方面都面臨融入社會的問題。中國殘聯《2010年度全國殘疾人狀況及小康進程監測報告》顯示，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有三分之二的殘疾人還沒有真正走出家門，更為嚴峻的是他們很難公平地得到社會的認可。

    目前，很多社會組織正在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但專業幫扶和社會理解程度之間的鴻溝依然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和無奈。

    融合教育 誰能接納

    2013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京政函辦24號文《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北京市中小學融合教育行動計劃的通知》。6月6日，融合教育行動計劃啟動會在京舉行。雖然該行動主要針對中小學階段，但在《行動計劃》中也提到“以幼兒園為依托，建立60個特殊兒童隨園就讀康復資源中心。每個康復資源中心一般配備專業教師1名，同時可在特殊教育學校開設學前班，確保特殊兒童及家長的教育與指導。

    學前階段的融合教育，是指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能真正地和其他正常發展的同伴一起接受幼兒園的保育和教育。在幼兒園開展融合保教，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形式，更是對每一個兒童生命的尊重。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著名的《薩拉曼卡宣言》，“融合教育”首次提出并被確立。

    “保障殘疾兒童的生存、康復及教育的權利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北京市海淀區殘疾人聯合會康復部副主任唐永玲強調。

    2006年，北京市海淀區現代藝術幼兒園接受一例被父母拋棄的重度智力落后兒童和一例伴隨腦癱、癲癇和自閉癥的多重障礙兒童。

    探索之初的“融合教育”僅僅只是一種安置和接納，沒太多專業性可言，也談不上真正的“融合”。年輕的老師只是憑著自己的滿腔熱情和濃濃愛意，融化著家長，改變著孩子。幼兒園的田老師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忘了她帶的第一個孩子智智和伴隨智智的四年時光。

    那時她剛從學校畢業，自己還是個大孩子，到現代藝術幼兒園的第一個月差不多每天都穿梭于教室、樓梯和浴室——兩歲多的智智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不會自己大小便，每天都會弄臟褲子，洗屎尿褲子就差不多成了她那段時間每天的必須工作。“轉眼間，孩子畢業了，畢業后的第一個教師節，當他捧著鮮花回來感謝老師們的時候，田老師整整哭了一天。”趙琦強調。

    “盡管我國實施隨班就讀的融合政策已經一二十年，可是學前融合教育仍處于最原始的發展階段。很多地方都因普通家長的不接納而無法開展下去。現在隨著家長日益增長的學前融合教育需求，凸顯出的是嚴重缺乏的學前融合教育專業力量，推動發展學前融合教育已迫在眉睫。”趙琦表示，融合教育不同于普通的教育模式，是專門針對特殊兒童在常規教育之前進行的過渡性教育，其重要性堪比常規教育。

    “目前能接受我們這樣孩子的幼兒園很少，配有專業教師的融合幼兒園就更少了，據我了解很多特殊孩子在接受了融合教育之后都有了很大的進步，甚至能進入普通的小學，希望社會多關注、了解我們，希望國家今后指導創辦更多的融合幼兒園，讓更多的特殊孩子有學上。”一位特殊兒童家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上學圓夢的機會，自己的孩子也應該有。

    不敢恭維的聽障康復理念

    與“融合教育”類似，在聽障人士的康復方面，理念的普及與接受同樣迫在眉睫。

    “我曾經到過某地區的康復中心參觀，那里的康復理念真的不敢恭維。助聽器被當作教學模具在使用，參觀的人一走，孩子們就被要求摘下助聽器，重新使用手語交流，絲毫起不到康復訓練的作用。我國在這方面依然存在服務普及率較低、服務體系不完善、服務能力不強、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問題。”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胡向陽向記者表示。

    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我國唯一一所國家級聽力語言康復機構。據胡向陽介紹，目前我國康復訓練機構呈金字塔架構，大部分康復設施完備，康復專業從業人員更多地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江蘇省等東部和南部經濟較發達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盡管機構存在，但是各方面康復條件并不達標，出現人才匱乏的現象。

    據了解，截至2013年底，全國在冊的聽力語言康復機構數量達到1044個。這一數字與我國龐大的聽障人群很難匹配。根據2006年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中國不同年齡組聽力殘疾人數達到了2670萬，其中0—17歲聽力殘疾人數為58.08萬人，年富力強的18—59歲聽力殘疾人數為676.51萬人，而60歲以上的聽力殘疾人數則達到了驚人的2045.41萬人。

    “60歲以上聽障人群的龐大數字，可能由于60年前我國對聽障兒童的康復訓練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加之社會家庭理解的程度不同造成的。”胡向陽表示。

    胡向陽認為，社會、家庭的康復理念和科學的康復訓練理念不匹配的問題，目前依然存在。他指出，在聾兒康復訓練中，應是以康復訓練中心為實踐指導方，真正的實踐工作則需要家庭高度配合，聾兒越早參與訓練，康復訓練效果越好。而很多家長在開始的時候往往不愿意承認孩子的問題，真正進行康復訓練的時候已經過了最佳康復期。

    發展緩慢的就業支持體系

    與教育、康復相比，殘障人士的就業更為艱難。

    以心智障礙者為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要求締約國在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落實給予障礙者平等的權利。但目前社會上仍然有不少人歧視心智障礙者，甚至不支持他們出行，很多心智障礙者及其家長，甚至包括一些服務心智障礙者的組織也并不是非常了解公約涉及的內容。

    北京市海淀區融愛融樂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持中心是一家致力于心智障礙者支持性就業的民辦非營利社會組織。

    這一中心原先是北京15位心智障礙者家長為了解決孩子面對的生活與發展困境自發成立的家長組織，2014年初正式注冊。目前，中心已初步解決5位心智障礙人士的工作問題，其中兩名已成功簽約。

    “在全世界，心智障礙者的就業支持工作最為突出的是歐美，理念和實踐活動也是比較超前的，世界很多國家都是模仿。”融愛融樂理事長王曉更表示。

    支持性就業起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其定義是在就業輔導員的支持下，心智障礙者能夠勝任普通工作，與非障礙員工同工同酬一起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就業輔導員作為企業和心智障礙者之間的橋梁，同時對企業與心智障礙者雙方做出同等重要的支持。

    “支持性就業的推廣將有助于心智障礙者真正地融入社會，將傳統上被照顧的對象轉換成為獨立生活、自我決策、自食其力的人，實現其人的價值。從根本上讓家長擺脫終生照顧孩子所肩負的巨大的精神和體力壓力。從經濟核算的角度還將大大降低社會成本，支持心智障礙者在開放的場所就業的費用要低于集中庇護性就業和單純的養護照料費用。”王曉更表示。

    這種新型模式作為全球心智障礙人士就業的最佳解決方案已在發展中國家廣為流行。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也均在近20年內成功地引進并推廣了支持性就業模式。

    在談及我國心智障礙者就業支持所面臨的困境時，王曉更理事長表示，最主要的是自然支持不充分和專業支持不夠。自然支持就是心智障礙群體所處的自然環境，這主要是指社會上見到的自然人，他們認為作為非正常人理應被保護起來，享有正常人沒有的“特權”，加之國家會為這些智障群體提供一定的補貼，所以上班大可不必了；而對于專業支持，則是在就業支持的大背景下，作為橋梁的就業輔導員的專業程度和數量遠遠不夠。

    “在募集就業輔導員這件事上，NGO組織也是沒有辦法。從體系上講，一個智障人士的就業支持工作后面，需要有一個專業團隊在為其服務。這在就業支持工作較發達地區是一個行業的標準。”王曉更認為，就業支持工作需要的是有專業技能的社工，但是這在我國非常少，培訓工作才剛剛啟動，這導致了就業支持工作進展非常緩慢。

    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副主席、中國智協第五屆委員會名譽主席馬廷慧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殘疾人群體是我國人口組成的重要一部分，殘疾人的康復、就業、融合教育工作是我國消除障礙、促進融合、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工作方向。現階段我國的殘疾人幫扶事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短板也應該正視，在努力擴大覆蓋面的同時，也應將更多專業化的培訓隊伍、教師隊伍補充進來，從而實現殘疾人幫扶工作的長期有效發展。

    ■ 見習記者 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