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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首屆“10·17論壇”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來賀信，他在信中表示設立中國扶貧日的決定與全國性扶貧大會的召 開，表明中國越來越重視消除貧困，而且這些步驟的提出正值關鍵時刻。

    10月17日是第22個國際消除貧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也是我國首個“扶貧日”。今年8月1日，國務院批準，自2014年起將每年的10月17日設立為我國“扶貧日”。

    論壇開幕式上，聯合國駐華協調員諾德厚致辭并宣讀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賀信。潘基文在信中指出，根據聯合國的多維貧困指數，如今全球仍有22億人生活在赤貧中。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已有6億人擺脫貧窮，但還有9000萬人生活在國家的貧困線之下。對此，他表示聯合國期待與中國合作，應對這些多維挑戰，并幫助其他國家通過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克服他們的挑戰。

    諾德厚表示，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10%的農村人口依然處于貧困線以下。同時，在很多國家,貧困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收入低的問題，貧困人口沒有辦法享受到很好的教育、醫療還有其他的服務，沒有辦法和自然和諧相處，也沒有太多自己的力量去對抗貧困，現在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努力進行減貧來幫助這些人。

    “從聯合國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繼續和中國政府合作，尋找一些長期性的可持續的創新性的方式，去進行減貧。”諾德厚說。

    創新，已經成為扶貧工作中的熱議話題。在分論壇中，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及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了社會組織在新階段扶貧工作中如何通過創新手段，更好地連接資源、參與扶貧工作。

    扶貧工作怎么做？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積累，真正的社會扶貧需要企業、社會組織和每一個公眾參與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這三者是什么關系？我的理解，社會組織在社會扶貧中就像一座橋梁，左邊是企業、右邊是公眾。如何推動社會扶貧，社會組織應該怎么來搭建這個平臺、發揮好渠道的作用？

    原來的體制機制不能夠讓足夠多的社會力量參與進來，所以要探索新機制、新辦法。

    我的體會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個是項目創新。隨著貧困人口的不斷減少，隨著貧困不同階段的變化，項目要不斷的創新，最早的時候說貧困問題，是要給他們解決吃的、喝的、住的基本問題。那么這個溫飽解決之后，對扶貧的要求實際上更高了。

    原來我們籌資后，錢發給貧困群眾，后來發錢不行要買東西，但現在買東西也不行還要幫他們致富。這就是資金使用方式創新。比如我們在災后重建的時候，會給幫扶的村子建立一套機制，幫他們建立合作社、讓他們學習謀生致富的手段，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第三是參與方式的創新。社會組織如何讓公眾能夠更容易地參與到扶貧當中？這幾年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應用給社會公眾參與扶貧帶來了非常多的選擇，微信支付、網絡捐贈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們說一個人捐一塊錢，一年就能夠捐10個億，以前很難做到，現在卻很容易。

    這里我有幾點心得或者小竅門，即激發公眾參與熱情一定要額度小、方便快捷、簡單透明。

    比如我們的“愛加餐”項目，每年有兩個星期，公眾在所有的肯德基餐廳吃飯時候向他宣傳：你可以為貧困地區的孩子捐一塊錢。這個項目已經實施6年，每年籌款大概2千萬左右。再比如“愛心包裹”項目，一個包100塊錢在全國的3.6萬個郵局網點都可以捐，然后這個包裹由郵局送到你選擇的孩子手上，孩子拿到之后會給捐贈人寄一個回應卡。這兩個項目都符合適于公眾參與的特點：額度小，參與便捷，透明。同時，社會組織也搭起了一個臺子，連接起公眾和企業共同參與。

    再比如今年如火如荼進行的徒步活動，公眾參與度就很高。扶貧基金會的善行者四個人一隊，遠的要走100公里，近的要走50公里，當時我們擔心這個活動組織不起來，報名結果出乎我們意外，總共是征集1800個報名者。這就說明公眾的參與的熱情非常好.

    最后完賽的是1600個人，加上我們提供3000人的服務團隊，志愿者跟政府支持的人大約2000人，參與者自己帶的后援團大概有1000人，大家走完之后印象都很深刻，這種平臺一旦搭建，只要是方便的、透明的、大家喜聞樂見而且能跟他的需求結合起來，實際上參與度是非常高的。

    那善行者怎么扶貧？四個人一隊要呼吁親友支持他們，給貧困地區的孩子捐錢，包括改善生活教育條件、增加營養餐、給他們買鞋等等，最多的一個隊四個人籌了13萬。

    所以公益組織推動社會扶貧最關鍵的是要瞄準需求，而瞄準需求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斷創新，然后根據大家不同的需求，在不同階段推出不同的項目。

    目前我國的貧困人口中婦女大概有4500萬人左右。在我國特別是農村地區，受歷史文化和生活實際因素的影響，相對于貧困人口中的男性而言，婦女所處的位置更加弱勢。

    在基層調研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女性的作用被局限于家庭內部，在獲取教育、就業、土地等生產生活資源方面女性與男性相比處于不利地位，客觀上仍然存在著角色差異，為整個扶貧工作的推進增加了難度。

    其實女性不僅承擔社會勞動，還承擔著更多家庭勞動和責任，我們認為幫助婦女脫貧的過程中，收益的不僅僅是個體，實際上是幫助一個家庭，幫助了兩代人甚至三代人。

    目前在女性扶貧工作中有幾方面主要問題，第一貧困婦女的數量龐大，特別是留守婦女正在成為中國當前新的特殊的困難群體。第二貧困婦女的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男性是慢的。另外貧困婦女的健康狀況問題嚴重，農村地區超過60%的婦女患有婦科疾病，像干旱地區缺少干凈用水就很容易造成女性健康問題。最后，在社會勞動中女性參與度低，參與平臺有限，婦女在很多地方仍然處于邊緣和重組的地位。

    記得2012年我去云南調研，一個家庭的情況令我至今難以忘懷：家中丈夫是啞巴，妻子患宮頸癌，因病反貧，家里四處透風，沒有干凈的衣服。我們同行的同事、記者、志愿者，都自發把口袋里的錢掏出給她。但那只是解決了一家的問題，還有太多這樣的家庭。

    針對這樣的現狀，我們社會組織能做些什么？在公益領域已經出現了很多針對婦女的項目，包括中國整體的扶貧戰略也聚焦到了女性。在婦女的扶貧減貧上我有三點體會。

    首先，是要把女性權益的保障貫穿公益始終。在項目設計上把婦女作為明確的目標人群，項目執行、跟蹤評估每一個環節都要對男女兩性進行不同的分析。比如我們以母親創業平臺輻射帶動了300余萬名婦女受益，在項目執行上我們調動婦女的參與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最終，我們要將婦女在項目管理中是否具有決定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否提高作為重要衡量標準。

    第二是堅持賦權女性，把女性的參與度作為重大指標，強調女性在項目中的主體地位，重視她們的參與意識和能力提升，尊重她們的自主選擇權益，縮小女性在生產生活和資源分配中與男性的差距。比如“母親水窖”的項目中，我們要讓當地女性參與村民小組管理，組織她們進行培訓、學習，參與工程的選景、材料選購、建沼氣池等等，著重對貧困婦女自身發展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扶持和培養。這是我們的第二個做法，就是女性在扶貧方面充分給她們權利和能力，在自主發展上給她們一把力量。

    第三，就是把提高和改善婦女健康水平作為重點。女性健康問題在偏遠地區、貧困地區尤為嚴重，到2014年10月底，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已經向貧困地區配制2108輛“母親健康快車”，中科院清華大學的項目評估報告顯示，通過參與項目實施，婦女們走出了小家庭，有些農村婦女從剛開始見到項目組同事躲得遠遠的，到有了話語權和家庭事務決策權。

    這只是我們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在婦女扶貧減貧方面的一些體會和做法。消除婦女貧困問題、消除社會的貧困問題，仍需要社會組織共同努力。

    ■ 本報記者 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