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人一說起慈善，往往稱中國慈善剛剛起步，需要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而讀完梁其姿的《施善與教化——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筆者對中國的慈善發展史有了更多了解，原來中國也有深厚的慈善傳統和繁榮的歷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徑選擇和意識形態的割裂，加之今天研究、發掘、傳承不夠，讓我們誤以為當代慈善是站在一片歷史的荒漠。

    臺灣學者治學的嚴謹和扎實令人肅然起敬，梁其姿的這本著作是建立在查詢了中國2600多種地方志、數百種中日文古代現代研究文獻基礎上精心研究出的成果。通過她的宏觀敘述和具體案例、數據、進程的分析，讓讀者對十七八世紀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有了整體的輪廓把握。

    政府介入慈善早于西方

    中國皇帝的救濟詔書早于英國的《濟貧法》，明清時期的善堂善會多于英國的濟貧機構。明清時期中國慈善事業的繁榮程度絲毫不亞于英國，遠超出同期的美國。

    大家都認為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慈善法，也是西方現代福利國家政府承擔公共產品供給的理論源頭，該法授權治安法官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征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對年老及喪失勞動力者予以救濟，對貧窮兒童指定人家寄養，長到一定年齡時送去作學徒；流浪者則被關進監獄或送入教養院。這是西方文藝復興后，神權讓位于世俗王權，社會救濟主體由宗教組織轉為政府、社會承擔的標志，也是后來歐洲福利國家的思想源頭和現代慈善的來源。按照王名等編著的《英國非營利組織》一書介紹，“中世紀時期（約公元476-1453年），羅馬天主教會機構占據了正式慈善活動的中心位置，幾乎所有形式的捐贈都首先要接受教會的管理”。“從14世紀開始，行會與倫敦同業工會開始出現……并通過維持濟貧院和向當地貧民提供救濟等方式盡一些社會責任”。

    在美國方面，從1620年首批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帆船抵達美洲大陸，他們及后續移民大多接受了歐洲慈善組織的資助，因此也將歐洲的慈善傳統帶入美國。按照資中筠《財富的歸宿》一書中的描述，“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70年代美國獨立這100年中，美國開始有了從早期的慈善救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公益事業的雛形和一套思想”。由本杰明·富蘭克林創辦，被認為美國新大陸第一個慈善基金會的“美洲博學協會”，創辦時間大約是1772年。

    與英美比起來，中國的慈善歷史以及救濟工作由政府來履責的時間更早。中國最初的慈善組織與西方類似，也是隨佛教傳入而伴生的，5世紀末梁朝的“六疾館”、“孤獨園”，隋唐時期的“悲田養病坊”，均為源于佛教的佛報思想而建立的慈善救濟機構，但到了唐武宗時期（公元845年）政府擔心佛寺對社會的控制，因此廢天下僧寺，政府撥付資金承擔了悲田養病坊等慈善機構的運營管理。宋代繼承了政府對慈善事業的供給和管理職責，尤其是南宋，還發展了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養濟院、惠民藥局等新的慈善機構。而這時期地方政府發起、地方士紳參與的社倉、慈幼莊、慈幼局也開始出現，官辦民助成為新的慈善機構特征。1257年宋理宗的詔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其意義已類似于英國的濟貧法。清初期雍正詔令（1724年）全國建立普濟堂、育嬰堂，“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物稠集之處，照京師例推而行之”，更帶來此后全國性的慈善繁榮。據梁其姿統計：明清之際“育嬰組織前后共成立了至少973個，普濟堂399個，清節堂類216個，以施棺為主的善會善堂589個，綜合性的善會善堂338個，其他難以分類的743個，而且這些數字必然是低估的，因為實際上無法參考所有方志……”

    清朝民辦慈善的創新

    明清時期中國慈善組織官辦模式遭遇制度性衰敗，清后期民辦官監模式創新帶來慈善繁榮。

    結合周秋光的《中國慈善簡史》來看，宋及明清時期，以政府為主體興辦的慈善救濟機構，由于官僚體制及政府財力的興衰影響，腐敗和低效造成了養濟院等機構的困境，在朝野也遭受廣泛批評，因此，在江南富庶地區、民間資本發育較好的州縣，民間力量興辦的善會善堂崛起，并形成民辦、官助、官督為主體的清末慈善形態。據梁其姿的介紹，明清之際已開始有商人蔡連創辦的揚州育嬰社、杭州生員陸元章創辦的育嬰堂等慈善組織，后來獲得官方的認可和社會的支持。其組織管理模式開始呈現一些現代機構管理的特征，如資源動員募集方面除了地方士紳及商人的資助外，還得到了官方鹽稅的定額補助。在可持續發展上慈善組織還購置房產、田地，開展典當信貸業務，以其收益孽息維持機構的長期運營。在治理架構上，開始出現輪值制和董事制，輪值制是“延請紳衿好義者董其事……每年十二人為會首，每月輪一人，使值一月之事……”有住堂管事負責日常事務；董事制則設“堂長”，“會同紳士公舉端廉殷實之人擔任，三年一換”，設“司事”，“協同堂長照管一切事物，每月給銀六錢……”這種治理模式已類似于現代理事會領導下的秘書長負責制治理結構，有志愿服務的董事，也有領薪的職業慈善人，還有民主選舉機制。

    梁其姿的斷代評述聚焦于1600-1850年間，參閱美國學者羅威廉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則可以從一個城市看到這個時期以后，直至清末中國慈善的繁榮，“到1895年左右這個城市已有30多家新式善堂”，“漢口的每一個街區都建立了善堂，在居民密集的某些街區，如存仁巷和仁里巷，還有不止一個善堂”。善堂主要為城市社區提供公益服務，包括救生服務、喪葬服務、消防救火、粥場施粥、醫療衛生等。漢口的慈善組織主要由同鄉會和鹽商茶商等地方精英捐資設立，也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但完全民間自治，由以捐資人為主建立的管理委員會，“堂董”行使決策權和監督權，有專業的慈善管理人“司事”履行日常管理職責，善堂必須向社會公布賬目，官府雖參與審核善堂賬目，但“大多數情況下，官吏無權過問，善堂擁有完全的自行權力”。

    ■ 劉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