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人一說起慈善，往往稱中國慈善剛剛起步，需要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而讀完梁其姿的《施善與教化——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筆者對中國的慈善發展史有了更多了解，原來中國也有深厚的慈善傳統和繁榮的歷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徑選擇和意識形態的割裂，加之今天研究、發掘、傳承不夠，讓我們誤以為當代慈善是站在一片歷史的荒漠。

    臺灣學者治學的嚴謹和扎實令人肅然起敬，梁其姿的這本著作是建立在查詢了中國2600多種地方志、數百種中日文古代現代研究文獻基礎上精心研究出的成果。通過她的宏觀敘述和具體案例、數據、進程的分析，讓讀者對十七八世紀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有了整體的輪廓把握。本文的上篇指出了中國在慈善歷史上早于西方的舉措，并介紹了民辦官監模式帶來的慈善繁榮。作者在本期繼續闡述中國慈善傳統的后續發展。

    慈善傳統優勢喪失殆盡

    在近現代西方宗教慈善、慈善革命浪潮面前，中國明清慈善趨于潰敗并衰亡。

    遺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閉關鎖國，因循守舊，腐敗沒落，十七世紀后中國漸失文明領先優勢，而接受了文藝復興洗禮后的歐洲，思想文化科技日新月異，公司制及殖民戰略，讓西方國家開啟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而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進一步衰落，淪為帝國主義列強宰割瓜分的對象。這時一批先知先覺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再回頭審視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持推倒重來的徹底革命者眾，不僅應對中國延續數千年的皇權整體進行變革，實行民主憲政，還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徹底革新。而慈善領域，隨著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進入中國，他們以救濟作為進入中國的手段，在華興辦醫院、學校、育嬰堂、孤老院等，還參與賑災救災，1904年完全引入國際紅十字運動理念的中國紅十字會誕生，此后洛克菲勒基金會、童子軍、救世軍等西方慈善組織陸續進入中國。盡管清末民初，中國也出現了慈善家南通張騫創辦的系列慈善機構、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幼院、協助政府救災的協賑公所、戰時兒童保育會、中華慈幼協會等影響較大的慈善組織，也有學習西方立足中國文化傳統推向國際的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但總體看，在中西公益組織同臺競技的格局中，紅十字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組織因其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治理模式、國際化的背景，在中國的影響力逐漸增強，而中國傳統的善會善堂及其后續慈善機構，因機制的僵化和資源的缺乏，逐漸走向衰落。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慈善更是出現了三十年的斷裂和空白。梁其姿在縱覽中國明清慈善歷史后，得出結論認為：“慈善濟貧組織的發展，從明末到清初，雖然數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及組織方面的變化，但一直沒有將救濟問題變為‘經濟問題’，慈善組織的重點仍在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為主，受惠人的需求為次。換言之，慈善組織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會之上，而沒有轉化到經濟層面?！币虼?，“明清慈善組織的歷史意義與福利國家的傳統毫無關系，而在于調整政權與社會的關系”。的確，中國慈善事業被統治者作為紓解社會焦慮、鞏固政權、穩定社會的工具，因此，就像宗教一樣，新中國把它們看作封建社會的“偽善”、是統治階級麻醉民眾的鴉片，應當隨著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一起清除掉。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思想指導下，政府既是社會一切資源的擁有著，也是社會一切需求的供給者，政府可以包辦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需求，因此，政府計劃可以取代慈善。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還一定程度容許慈善團體存在，但到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慈善團體、機構完全停辦或由國家接辦、改組；因此，中國曾經繁榮的慈善事業，在政府無所不能的模式下，除了紅十字會被改組外，善堂善會、慈幼院、育嬰堂等慈善組織，還有國外教會興辦的學校、醫院等公益機構，全部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國有或集體資產。吊詭的是，似乎有了無所不能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再也不會貧寒饑饉，人民再也不需要慈善機構了，但當1958年后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來時，依靠政府單一的糧食物資的供給渠道，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餓死人口最多的大饑荒，給了我們一記大的教訓。

    逐漸復興的中國慈善

    中國慈善現已進入資源豐沛、機構擴張的發展機遇期，汲取本土營養，融匯國際經驗，開創具有國際性的中國慈善組織應成為目標。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腳步，中國的慈善得到恢復和振興，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黨和政府鼓勵公益組織發展，不斷放寬對公益慈善類組織的登記成立條件，而且從稅收政策上予以激勵，帶來了又一次中國公益事業的繁榮。

    隨著梁其姿的視野，回顧中國明清以來的慈善史，讓人深思的是：在西學東漸過程中，尤其是在我們接受以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及意識形態過程中，不僅僅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被我們拋棄了，曾經領先世界的中國慈善組織和慈善文化，也同樣被遺棄。本來中國清末慈善組織已經呈現了一些現代組織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在近現代國運衰敗的世界大視野下，我們引入世界先進的人道、慈善組織形態和理念，卻像潑洗澡水連同孩子一起倒掉一樣，拋棄了我們中國曾經的慈善輝煌和傳統。

    誠然，中國傳統慈善思想和慈善組織在中西較量中慘遭潰敗，直至湮滅，個中緣由除了中國經濟實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外，中國王權對私有產權的遏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政府一直過于強大，由于封建帝王懼怕民間社會力量強大帶來政權的危機，一直采取抑商重農的思想，壓制民間士紳和民間資本的強大，壓制思想、學術和結社的自由，因此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沒有民間資本壯大的空間，也因此沒有出現石油大王、鋼鐵大王等民族資本家，也難以產生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紅十字會之父）、卡內基、洛克菲勒這樣偉大的慈善家，難以孕育紅十字會、救世軍、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偉大的公益組織。另一方面，我們在民族危機面前，在急迫引進國外政治、文化、經濟模式時，包括慈善模式，缺少對本土中華文明的自信，不分良莠的自殘和否定，造成了中華優秀傳統的湮滅。

    今天，中國正朝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邁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已成為當代中國人的神圣使命，國盛必然伴隨著文化的繁榮。我們承認在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世界發展中，中國一度落伍于西方，因此近現代史我們一直處于制度、技術、文化輸入地位。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我們不僅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奇跡，還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因此，打造中國的軟實力，我們不僅應有政治、制度、文化的自覺、自信，還應有文明的創造和輸出。近年來，中國公益慈善組織雖然發展很快，但走出國門的還很少，形成國際性影響的更少，盡管我們政府強推的孔子學院網點遍布世界，但似乎得到國際的認同不夠，倒是臺灣省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就從一個小島的佛教慈善組織發展成遍布世界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的國際性慈善組織，其發展模式和路徑值得大陸公益組織借鑒。當代世界，政府、經濟組織、非營利組織三部門鼎立、協同治理，已成為常態，而非營利組織在全球善治中發揮作用越來越大。作為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大國，進入世界富豪榜的華人不斷增多，中國的公益慈善組織理應當在國際承擔更多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國的慈善文化既要汲取世界經驗，同時也要發掘傳承中華本土慈善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融匯創新，開創世界慈善的中國范本，出現“在全世界造福人類”的偉大慈善機構。

    ■ 劉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