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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我跟隨中國青少年發展基會的一個項目團隊去湖北省五峰縣。五峰是一個集老、少、山、邊、窮為一體的土家族自治縣。全縣境內都是山，沒有高速、沒有國道，沒有水路、沒有鐵路，都是盤山路。

    在山里，我們走訪了一個女孩何志嬌，那一年她十二歲。志嬌的爸爸是從四川流浪到湖北的流浪漢，媽媽有智力障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傻子。家里還有個半歲的小弟弟，是媽媽上廁所時生下的。志嬌全家四口人都住在舅舅家，因為自己家的房子下雨天沖垮了，兩個舅舅都是快四十歲的老光棍，沒結過婚，也沒有孩子。

    青基會的項目是捐贈人一年捐365塊錢跟孩子結對。五峰縣共結了100對。當時是暑假，志嬌特別高興，因為放暑假不用花錢在學校吃飯。青基會的項目官員問她，歡不歡迎姐姐來家里做客。小女孩半天沒抬頭，然后小聲說，你們怎么不早點來，她有一個同學住在另一座山上，因為買不起午飯也帶不起土豆所以輟學了。志嬌說你們早點來，能給她一個名額就好了。

    我在做“禁毒”報道時，認識了一名年輕的禁毒社工，叫袁獻遠。他二十幾歲，幫助過兩百多名吸毒人員，其中有黑社會大哥，有初中生，有賣淫女，也有母親。

    他做過統計，這兩百多人中，只有八人在一年內沒有復吸。我問他：“戒毒是世界性難題。吸毒人員的復吸率在90%以上。你今天努力幫助的人明天可能又進了戒毒所。做這樣一份工作，你何來成就感？”

    他說：“雖然這些人可能復吸，但在干預的過程中，他們對毒品、對家庭、對自己健康的認知都多少會有改變。對于他們而言，吸毒與戒毒不斷斗爭的過程也遠比一直吸毒好。”

    2014年，袁獻遠自己注冊了一家公益機構，在深圳，叫清醒人生。

    2011年，我到云南寧蒗采訪，遇到了一個女孩。我采訪時習慣用A4紙，折成一疊拿著。這個女孩跟了我很久，終于在教室外偷偷問我：“姐姐我能要幾張那個白色的紙嗎？”她說沒見過這么白這么光的紙，小賣店里的作業本都很薄，還要七毛錢，一周買兩本，正反兩面寫都不夠使。

    我把剩下的A4紙一股腦塞給她，還把這個故事發了微博，很多人給我留言。有意思的是，一個網友叫“社會主義成長下的華哥”留言說自己是修復印機的，他下決心要提高修理技術，讓機器不再卡紙，不再浪費。后來華哥還私信要了這所小學的地址，給女孩寄了一箱紙。

    去年三月，西非爆發埃博拉病毒，塞拉利昂是重災區。醫療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第一時間派了志愿者團隊，鄒緯是這個團隊里唯一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醫生。

    我見到鄒緯時是她回國第二天。那時“無國界醫生”在西非的團隊已經有23名醫生被感染，13名不幸去世。鄒緯說死亡讓疫區的每個人都萬分謹慎。在進入隔離區之前，他們必須穿上防護服，帶好眼罩、口罩、頭罩，任何一寸皮膚都不能暴露在空氣里。埃博拉無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它的傳播途徑主要靠與病人接觸，一滴汗都可能傳播病毒。

    一個女人，在炎熱的非洲，每天跟七竅流血的尸體打交道。我問她靠什么戰勝恐懼，她笑了笑，說她是一個工作了近20年的醫生，她的上一個支持項目是在阿富汗。

    我想分享的主題是：是什么？講完了這幾個小故事，我想說，公益的意義就是讓那些被命運苛待的人，生活會有一些變化；讓那些普通人暫時忘掉人性的弱點，抑制住冷酷而心存善念；讓那些無論時事波瀾和社會演變，都始終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更有信心！

    我慶幸我是名記者，可以記錄這些和我有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