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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的時候我在《南方周末》做記者，那時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我們監督權力、監督貪腐。2004年我到《南方都市報》做新聞評論，抨擊那些有各種各樣問題的制度，我們要改變制度。但是到了2008年的時候我陷入彷徨。

    一次，我和媒體人梁文道吃宵夜，他跟我說他不寫評論了，我問為什么，他說：“我五年前寫的文章，到現在發表也不過時。我們以為我們有力量，我們能行動，我們能改變，但是五年過去了，什么都沒有改變，我們在退步。”

    2009年，我帶著彷徨到北京工作，在那一年我遇上了現在的合作伙伴師曾志教授，當時她是北京大學公益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我當時已經很彷徨了，覺得做了這么多年的記者和評論員，沒有力量，我們要行動，怎么行動？師曾志給我指了一條路：“我們來關注公益。”

    那時候我們兩個人是公益外行人，但是我們發現公益組織對中國未來的轉型發展非常重要。但是這個行業又非常弱勢，當時政策方面也有種種的限制，民間還有很多誤解。老百姓都說做公益不求回報，那公益人不吃飯了？不要娶媳婦生孩子嗎？我們要從外面進入，改變這個行業。

    我們光靠行業自身很難改變，不能突破，一定要把社會上其他行業做公益傳播的人吸引進來，讓他們關注參與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才會改變。我們辦一個培訓班，挑選一批對公益感興趣的媒體人，把他們弄到一起培訓。通過培訓，讓這些媒體人關心公益，更重要是形成一個共同體。一個記者覺得“我很弱小，做不了什么”，但是到一起，就成了一個組織了。

    當時還沒有安平基金，我們在北大公益社會研究中心基礎上辦了第一期培訓班，2012年、2013年，我們連續辦了4期培訓班，培訓了很多學員，包括現在做公益做得風生水起的鄧飛、孫春龍，都是培訓班伙伴。

    2013年7月，又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當時云南省委書記想做關于公益的社會改革，把我們公益界很多人都請過去了。我們白天開會，晚上在一起大排檔就聊。做培訓班固然可以一年影響30個記者，但是有沒有一個方法，讓整個行業的記者都關注這個事，其實有，就是做評獎。所以在2013年的7月，我們在北大平臺做一個公益傳播獎，獎勵那些參與公益傳播和公益行動的媒體人。后來，中國扶貧基金會邀請我們成立安平基金，我們就有了平臺，有了自己更多的故事。

    培訓的時候，我跟大家說我們今年的安平獎要辦了，但是還沒有籌到場地和獎金，當時培訓班的一個學員就說幫我們籌款，去年給我們籌來了150萬的獎金。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是希望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故事當中。每個人很弱小，團結在一起，匯聚成一支力量，就能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