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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3月8日，龍崗五星級義工張詳忠因肝癌晚期不幸離世。去世前一天，在義工朋友的見證下，他簽署了遺體捐贈書。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醫療的唯一來源，而我國的公民自愿器官捐獻近幾年才起步，我國每年至少有30萬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僅有1萬例左右，“供需矛盾”日趨嚴重。今年起器官移植的缺口會變得更大嗎？鼓勵器官捐贈又有哪些可實施的具體辦法？器官捐贈也成為近日兩會上代表委員們關注的話題之一。

    事件：“捐獻了器官，就好像自己還活著”

    “我要為深圳這座美麗的城市帶來更多的生命期望。”龍崗五星級義工張詳忠輕聲說著，在遺體捐贈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一臉平靜安詳。病房里氣氛格外凝重，醫生、護士、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和探視者們沉默不語，靜靜守護著病床上的他。

    笑對生死

    3月7日下午4點，天色漸暗，瑟瑟冷風伴著絲絲小雨。龍崗中心醫院腫瘤科病房內，深圳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正在協助張詳忠辦理遺體捐贈儀式，執筆簽名、按下手印，完成這幾個簡單的動作后，他如釋重負：“最后一個心愿完成了。”

    張詳忠是一名資深義工，他的志愿服務時間超過1000個小時。2006年來到龍崗后，他一邊在建筑工地做工，一邊利用空閑時間做義工來幫助他人、服務社會。2014年12月，他被查出身患肝癌晚期，因為囊中羞澀，選擇放棄治療。龍崗區義工聯的朋友獲知他的這一情況后，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義工聯領隊杜本強為張詳忠聯系了龍崗中心醫院，并安排他入院治療；義工朋友、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資助其治療費用。

    躺在病床上的張詳忠回憶，這么多年來，自己每次做義工的時候都感到很開心、很幸福。

    主動要求捐贈遺體

    “捐獻了器官，就好像自己還活著。”3月7日，在得知自己病情惡化后，張詳忠主動要求辦理遺體捐贈手續，捐出全部器官。他自己很感激一直關心、照顧自己的杜本強和其他義工朋友，感謝社會各界對他的援助義舉，因此做出了捐出自己遺體的決定。“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幫助更多的人獲得新生。”

    辦理捐獻遺體手續前，張詳忠與遠在老家的75歲父親通了視頻電話，取得了老人的同意。“如果我還能繼續活下去，一定馬上買張機票飛回去看親朋好友。”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對生命的留戀。

    3月8日上午11點20分，由于肝臟積水、內臟破裂出血，張詳忠出現嘔血、昏迷等現象，還沒來得及吃義工朋友帶來的燴面，便匆匆離開了人世。紅會工作人員說，遺體將按遺囑用于醫學實驗，有用的器官將被摘除，用于其他患者的器官移植手術。

    （據深圳僑報）

    兩會聲音：“中國器官移植供需比1:150不實”

    現狀：

    真正的供需比例有誤區

    此前有媒體報道：“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在150萬左右，而能夠獲得移植的僅1萬人左右。”日前，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衛生部原副部長黃潔夫，對這一數據進行了詳盡的解釋。

    黃潔夫說，150萬的數字是由幾個方面組成，100萬需要腎透析、30萬肝功能衰竭、心功能、肺功能衰竭的，還有各方面其他最后加起來是15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這其中很多病是不能做器官移植的，比如肝癌、免疫性腎病等。排除這些部分后，真正能接受器官移植的只有30萬人。

    而這30萬人又有很多人因為經濟原因被擋在了門外。“移植一個器官需要30萬到50萬元，且術后需要每月五六千元的治療費用，這對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都是天文數字。”黃潔夫說，另一方面就是醫院服務的能力問題，目前全國可以做肝臟移植的醫院70多家，腎移植90家，心臟移植、肺移植各不到20家，培養不出那么多醫生，全國也就幾百個醫生可以做器官移植手術。所以目前169家醫院加起來，每年的醫療服務能力只能做1萬臺器官移植手術，第三才是器官的來源。

    而最新的數據顯示，全國目前約有2.2萬人在296家醫院等待器官移植。在對比從今年初捐贈器官的數據來看：2015年1月1日至3月4日，僅兩個月時間，已有公民身后器官381例捐獻，其中大器官937個。“今年我們可以完成1到1.2萬臺器官移植手術，所以我們的供需比例不是1:150,而是1:2。”

    自2010年國家開啟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以來，歷年來廣東的器官捐獻數量都是最多的，并且逐年上升。其中，2012年捐獻113例，2013年165例，2014年升至246例。黃潔夫表示要為廣東在公民器官捐獻上的發展點贊，他說：“在器官捐獻上，廣東是全國做得最好的。”

    未來：

    不能“綁架式”鼓勵器官捐贈

    未來應該如何鼓勵更多公民加入到自愿捐獻器官的行列中？有人提議是否可以給予捐贈人部分補償？或是學習國外在申領駕駛執照時要求簽署器官捐贈卡？對于上述觀點黃潔夫都不同意，他說：“在中國目前公民捐獻的氣候下，不要用‘綁架式’的器官捐贈，但不是說永遠不可以，等到形成大氣候時我覺得自然而然就可以推廣開來。”

    而對于補償方面，黃潔夫則無法接受，“我身邊也有些醫生談到過這個話題，提議給捐贈人10萬、20萬元作為補償，可是我覺得在生命面前，這些都是蒼白無力的。”他提倡用社會主義人道的救助體系來代替經濟補償。為此，他向記者講述了一個故事。

    在云南，有一個7歲的小孩被山上掉下來的石頭砸死了，捐出了器官。當時云南紅十字會想給他們家提供金錢補助，但他的家人堅決不要。后來，云南紅十字會做的工作就是，把這個小孩5歲的弟弟免費培養到18歲，以表現社會對犧牲者的貢獻的認可與報答。他說：“這就是我希望的器官捐贈未來的文化，把器官捐獻當作是親人延續生命的禮物，而不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

    諫言：

    望器官移植費用納入醫保

    黃潔夫直言，在其他發達國家，器官移植在醫保中排名第一，因為這是醫療中最重要的一點——涉及生死。

    “所以我希望未來國家也能把器官移植納入醫保。”黃潔夫說，2010年試點，2013年7月才正式開始運行的國家的人體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統，在今年1月1日之后，是100%通過系統分配了。因為這是公平、公正、透明、可溯源的，在這樣陽光的體系下，自然能培養更多這方面的醫生。

    連日來，醫衛界的委員們還圍繞過度醫療的問題展開討論，針對這個問題，黃潔夫一方面批評過度醫療，但另一方面又對這樣的情況表示理解，“其實這都是受現行的醫療體制所迫。”

    黃潔夫回憶說，過去幾百塊錢的明膠海綿今天已經需要2000多塊錢，雖然說技術上有了改良，但價格的上漲幅度還是太高，事實上一臺肝臟手術醫生只要稍微認真一點都不需要用到明膠海綿止血，但現在幾乎所有醫生都會在手術中使用。黃潔夫說，雖然并不是所有醫生都會這樣，但醫生也是人，在現行的醫療體制下，本身就有趨利的問題。

    但黃潔夫強調，這并不代表國家對醫療衛生投入少，相反國家正在逐年增加這方面的投入，從2005年的8000多億到如今的3.1萬億元，“只是機制、體制不變，醫改很難走出困境”。

    （據新快報）

    “加強腦死亡立法促建器官捐贈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醫科大學校長孫濤建議，加強腦死亡立法促公民自愿捐贈器官體系建立。

    孫濤說，此前，我國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明確規定未經許可摘取人體器官行為視作違法，禁止以營利為目的的器官買賣。但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獻器官的正規渠道，公眾“捐獻無門”，加之我國尚未建立公開透明的器官捐獻體系，僅靠公民少量活體或傳統心死亡身后器官捐獻無異于杯水車薪。

    破解這一難題，孫濤認為，要在腦死亡立法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公開透明的器官捐獻體系，以鼓勵和倡導公民加入自愿捐獻的行列。孫濤介紹，“腦死亡”是指包括腦干功能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喪失，“腦死亡”意味著人的死亡。

    目前，我國已有腦死亡的醫療實踐，但仍缺乏法定標準或正式的醫學界或是醫學會的公開聲明，死亡仍然是以傳統的心跳和呼吸停止為標準。近年來部分民眾已逐漸接受以腦死亡作為死亡判定標準的概念，但仍然對腦死亡標準執行者及有關程序缺乏信任。

    孫濤建議，我國應加強腦死亡立法，建立一套科學的、可操作的，能準確預示全身死亡的腦死亡臨床診斷標準，依據嚴格而詳細的診斷程序來進行確認，對進行腦死亡判定的主體、程序，以及違反管理辦法的行為所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做出嚴格規定。當然還要以尊重病人生前及家屬意愿為前提，讓“心死亡”和“腦死亡”兩種標準并存。（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