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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間隔年基金”捐贈暨“中國間隔年計劃”啟動。一時之間，“間隔年”成為熱詞。

    那么什么是“間隔年”呢？這是一個在西方國家非常流行的概念，通常指年輕人在升學之前或者畢業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長期的旅行，在正式步入下一個生活階段之前體驗另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間隔年基金”將資助國內高校18至28周歲的在校生，完成在國內或海外三個月到一年的“間隔年”計劃，以幫助年輕人發現興趣、提高能力，最終通過探索世界，認識自己。

    在“中國間隔年基金”推廣大使孫東純看來，“間隔年”并不只是一場旅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并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擁有，更多是增加一種生活體驗。

    “間隔年”，不只是旅行

    孫東純被稱為民間“間隔年”第一人。在2006年至2008年間的13個月里，他行走了6個國家，途中的經歷讓他認識到旅行可以這樣有意義。

    在泰國清邁的青年旅社里，他遇見了一位徒步9個月的德國姑娘。“時間這么長，靠什么來支撐？”孫東純好奇地問，得到回答卻是：“你要走也一樣。”

    隨后，孫東純在柬埔寨金邊又遇到了一位英國女孩。女孩每天朝九晚五的作息時間令他十分詫異。當孫東純發現這位英國女孩每天都會去往柬埔寨金邊一個名叫“燈塔計劃”的地方時，才明白過來。原來這是一家國際NGO組織，專門救助受虐待、流浪的孤兒。這位英國女孩每天都到這里做志愿者，幫助這些孩子。

    原來一次旅行可以這樣有意義。2008年回國后，孫東純在天涯寫了一篇帖子《遲到的間隔年》受到熱捧，2009年有出版商將其集合后出版發行。

    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其實，并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間隔年’。很多人認為從學校畢業到正式就業前，利用幾個月、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外出游玩，體驗各地不同生活，最好目的地還得選擇國外，完成這一切就叫完成了‘間隔年’。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讀，也一廂情愿的把‘間隔年’捧上了天。”孫東純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在孫東純看來，要讓“間隔年”變得有意義且更美好，最基本的是首先確立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并不是隨意定出的，最好是你生活中特別想干而又沒干的事。

    “偏遠地區支教、加入NGO作公益、拍一部旅行紀錄片這些都是主題，總之定下主題的前提一定是要從心出發。”孫東純說。

    “‘間隔年’的主題是因人而異的，內容并不僅是旅游，也可以是支教、做義工等等，沒有什么固定模式，最重要的是通過把自己與社會‘間隔’一段時間，明確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內心的聲音生活。”“中國間隔年基金”發起人之一喬新宇表示。

    同時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實施“間隔年”計劃。

    2010年大學畢業后，王琛開始了計劃已久的“間隔年”之行。一年的“間隔年”旅行很快結束，回到朝九晚五的上班狀態，這令她很不適應，花了約半年時間才逐漸調整過來。

    王琛坦言，在目前中國就業形勢嚴峻的狀態下，應屆生畢業生有著不錯的優勢，但選擇“間隔年”有可能在就業中失去優勢。

    王琛表示：“需要付出的東西太多，值不值自己應該充分考慮，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間隔年’。”

    支持年輕人增加一種經歷

    除了需要在就業與“間隔”之間權衡之外，經費的來源也是一個大問題。

    2007年7月，楊琦從華中科技大學畢業，只身一人背起行囊前往西藏，開啟了自己的“間隔年”計劃。

    “大多同學畢業直接去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都想著有朝一日能在這些城市扎根。但剛畢業沒工作經驗，薪水也不高，還要面對每天程式化的工作，真不習慣。”楊琦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帶著上學期間積攢的僅有一些盤纏，楊琦開始了西藏之旅。楊琦表示自己并沒有太多的計劃，更多的想讓自己心靈放飛，感受藏傳文化。

    旅行中的花費與生存著實是個大問題，無時無刻不考驗著“間隔年”計劃的實踐者。

    到西藏一個月后，除去交通等費用，楊琦所帶盤纏已經所剩無幾。無奈之下，憑著自己學生時期的社團文化工作經驗，他在當地電視臺謀到了一份攝像的工作。

    “相對于一個人旅行來說，生存是個很大考驗，外地人生地不熟，為了完成旅行計劃，有時你不得不去當地打工來換取收入，這也是個人旅行計劃的一部分，會使下一階段走得踏實。”楊琦說。

    電視臺工作了三四個月，積攢了一些盤纏后，楊琦堅持自己的旅行計劃，去到了下一站阿里，在那里他結識了當地一位做傳統藏器的藏族小伙。

    當地交通和信息蔽塞的現狀，使得小伙子生意大多只能保本，并沒有太多業績可言。也許是年紀相仿，楊琦從內地感受到的市場銷售經驗很快被這個藏族小伙兒用在了自己的產品上。

    “每天我倆都探討如何給藏器加入更多的元素使得能夠賣個更好價錢。”楊琦說。

    “對于經過中國式教育的年輕同學們來說，大多求學和畢業后并沒有太多收入，我們希望為夢想提供一只有力的臂膀，使得‘間隔年’計劃更好地實現，認識全新的自己。”對于基金的設立，喬新宇這樣表示。

    目前提供“間隔年”支持的項目并不在少數。日本甚至有專門的“間隔年”促進協會，在全日本高校不斷游說學生們加入“間隔年”計劃。歐洲、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組織，另外一些國家進一步降低了出入境的門檻，也使得“間隔年”計劃更加容易實現。

    2008年9月，楊琦去了深圳，一年的旅行時間給了他很多啟發，不久后萌生了自主創業的念頭。

    如今，楊琦創辦了一家名為“秋天文化”的傳播公司。盡管初創期面臨著業務量少、余款難收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回想起“間隔年”的那些經歷，楊琦覺得這太“小兒科”。

    “在西藏能聽全國各地人的心聲，大伙兒都卸下了自己的外表，更多以一種人內心的心境去接觸對方，能聽見最真的對方和自己，有這些經歷后，你會覺得面對再困難的事兒都能夠克服過去。”楊琦說。

    楊琦覺得，選擇“間隔年”的確損失一些職業化的競爭時間，但留下了值得這輩子擁有的寶貴財富，這值得擁有。

    而這正是“中國間隔年基金”設立的意義所在。

    ■ 本報記者 張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