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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豐盈充裕的經費，如何募集善款、廣辟善源是近代各地慈善機構面臨的首要問題。那么，在自然災害頻發和兵燹戰禍不斷的民國時期，慈善賑濟機構靠什么籌措經費，以保障慈善活動的正常開展呢？

    資料顯示，除了靠官款、義演募捐以外，名人字畫的義賣也是籌集慈善經費的重要渠道之一。許多美術家們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關懷社會民生的大愛之心為民國慈善描繪了另一幅美麗圖畫。

    “書畫慈善”起自晚清

    其實，早在晚清時期，一些書畫家就曾從事過零星的賑災救荒活動。1876年至1879年的“丁戊奇荒”，魯、豫、晉、陜、直等數省持續干旱，其范圍之廣，時間之長，災情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博士生導師李文治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稱之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

    面對災荒所致的民不聊生而哀鴻遍野，海上書畫名家金繼（號免癡，他工于書法，長于畫蘭）于1878年6月2日的《申報》上刊出《捐賣畫蘭助賑》的告示，愿捐賣畫蘭1000件，“集收潤筆之資，盡作賑饑之用”，“共得筆資錢二萬二千九百五十八文，當即郵寄災區”。金繼從而也成為以書畫賑災的先驅。

    很快，金氏義舉就引發了書畫界的一場“地震”。張子祥、胡公壽、朱夢廬、楊佩甫等七位書畫家亦在1878年7月17日的《申報》上刊出《書畫作賑》的告示，每人畫扇，2圓大洋一件七折。由于他們都是頂級的書畫家，平時價高而難求，此時不僅低潤且打折，因而購畫助賑人數很多。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書畫家助賑的告示在《申報》上就刊登了幾十則，形成了近代書畫家慈善賑災的第一次社會性高潮。從此蔚然成風，傳承有緒。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書畫賑災的活動當中，有“畫奴”之稱的任伯年也自覺參與，捐畫義賣，從不耍大牌或推托，欣然參與畫扇助賑活動。要知道，任伯年可是被徐悲鴻稱為“仇十洲以后，中國畫家第一人”的，《淞南夢影錄》中云：“各省書畫家以技鳴滬上者，不下百余人。”而任伯年則是翹楚，吳昌碩稱其“畫得奇趣，求者踵接，無片刻暇”，并刻“畫奴”印相贈。

    此外，著名實業家張謇為辦理慈善事業也曾多次義賣字幅。其在《鬻字字嬰后啟》如此寫道：“乞靈縑素”，鬻字“以資所乏”。此后十年間他又多次義賣字幅，捐助南通的慈善機構。

    “書畫慈善”的

    組織化和公開化

    進入20世紀之后，頻發的自然災害和慘烈的兵燹戰禍更是造成了大量缺衣乏食、無家可歸的災黎難民，迫切需要開展大規模的慈善賑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日益成長壯大起來的美術家群體，也自覺地擔負起扶危濟困的社會責任。而且，此時美術界的慈善事業開始呈現群體化、組織化和經常化的發展態勢。

    比如，1907年初春，徐海、淮揚等地陡罹水災，百萬饑民慘苦不可言狀，徐園書畫會同人徐貫云、蔣伯明、王畦青約同蒲作英、范云萼、何硯北等議定結一助賑會于徐家花園，以書畫助賑，造福災黎。此次慈善活動，得到徐園書畫會同人和海上書畫家的積極響應，共有123位書畫家和收藏家捐贈2000余元，全部用于救濟災民。

    成立于1910年的題襟館金石書畫會又稱小花園書畫研究會，面對各類天災人禍也是屢興善舉。如1917年12月，題襟館發起書畫助賑，王一亭呼吁“海內諸大善人、書畫家于揮毫之下，同深饑溺之懷，庶幾硯田分潤，即為饋貧之糧”。得到了滬上美術同人的熱烈響應。1918年1月初，汴、晉、湘、魯等地水災蔓延，難民危困，題襟館于1月12日即發起書畫助賑，義賣救濟災民，可見反應之迅速。1920年1月華北災情嚴重，題襟館在松茂閣樓上舉辦書畫助賑，發售南北義賑券，購者甚眾。

    豫園書畫善會則稱得上是首個集藝術團體和慈善機構雙重身份于一體的社團。這個成立于1909年的畫會規定“應納之潤，早儲會中，存莊生息；遇有善舉，會議酌撥，聊盡善與人同之意云爾”。也就是說，會員作品售出錢款，一半歸作者，一半捐善會，存錢生息。凡遇賑災及公益事業，開會公議相關救助事宜，會員有征集作品和樂充款項之義務。畫會在實質上已經具備了近代意義上的公益慈善機構的職能，并在運作機制上實行了組織化、契約化和公開化。

    此后，書畫家結社賑災愈來愈熱。1924年，湖南水災，滬上書畫人士成立湘災書畫助賑會；1926年1月，為賑濟直隸水災，宛米山房書畫會、停云社、書畫善會等美術團體聯合舉行書畫籌賑展；在1931年爆發全國性大水災后，上海著名的美術團體蜜蜂畫社多次在《申報》刊出書畫助賑啟事，“社友每人至少捐助作品五件，非社友加人者尤為歡迎”，“出售之件，一切收入概歸賑災，所有費用由發起人擔任之”。

    可以說，在各種自然災害中，以書畫潤資助賑災，已經成為畫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也正是由于書畫界人士共同努力，“書畫慈善”才成為民間社會救助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民的疾苦。

    “書畫慈善”領袖

    吳昌碩和王一亭

    在近代的賑災濟困活動中，美術界之所以積極參與，成效顯著，除了各美術團體的有序組織外，與一些領袖人物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分不開。其中最著名的要屬吳昌碩和王一亭了。

    吳昌碩是公認的海派繪畫領袖，他在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時，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體弱病臂，以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及憂患意識，積極參與和領導書畫家的慈善賑災活動。如1917年冬，直隸、奉天百余縣遭災，饑民數百萬，吳昌碩馬上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圖》義賣賑災。1919年秋季，豫鄂皖蘇浙5省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大山洪，百余萬災民流離失所。吳昌碩和王一亭再次合作《流民圖》畫冊，印刷出版，義賣所得錢款全部賑災。1925年8月，年屆82歲的吳昌碩還拖著病軀參加湘災書畫賑濟會，拳拳愛心，令人動容。

    以實業家而兼書畫家的王一亭，更是當時美術界公益慈善活動的一面旗幟。他曾任中國濟生會會長、中央救災準備金保委會委員長、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委員長等職。他先后捐資興建了孤兒院、殘廢院、習益工廠，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一位大慈善家。

    如1919年河南發生殃及十多個縣的大水災，他馬上組織書畫家投入義賑。1920年，大江南北水旱交替，災民達千萬人，以王一亭、徐乾麟為主持的中華慈善團及時設立了湘陜閩浙籌賑處。組織上海各界救濟災區。1921年夏，蘇浙皖一帶暴雨成災，他又緊急動員，出任賑務主任投身救災。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他聞訊立即動員海上賑濟部門為日本災民籌集物資，并親自擔任“日災義賑會”副會長。1931年夏，江淮大水災，他更是不顧自己年過花甲，夜以繼日地奔波賑災，體現出一種以蒼生為己任的大愛風范。

    可以說，我國近代書畫家的書畫慈善賑災活動，不但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一份閃光的人道主義記錄，更在中國慈善史上留下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慈善資源。

    ■ 燕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