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正迎來新一輪改革創新的浪潮。

    以信息科技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把人類帶進了一個協同共享的新經濟時代。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應用和市場開發方面，實現了后發優勢；在代表工業4.0的物聯網、3D打印技術、人工智能等開發領域，正處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國政府體制改革與創新也不落后，特別是在簡政放權方面。據報道，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去年一年內，政府就下放和取消了160多項涉及創新創業的行政事項，幾乎每兩天就為小微企業松一次綁。看來，咱們中小企業身上的繩索實在太多了，而政府每兩天就放下身段為中小企業松一次綁，很辛苦也很難得。

    相比之下，中國慈善界改革創新非常落伍。在4000多家基金會中，60%還沒有網站，恍若隔世；許多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機構還在固守體制堡壘，繼續做著慈善資源壟斷夢。因此，由公益界引導的，強調政、社、產、學、研跨界協同的社會企業這一概念在中國的落地開花，是中國公益尋求改革變革、追趕世界社會創新潮流的標志。

    中國既是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也是一個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的問題大國，社會企業是為著有效、可持續解決社會問題而生的，天降大任于斯。

    而當下，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已經到達爆發臨界點。

    綜合有關研究報告，到2020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規模將達8萬億，是當前市場供給量4500億的18倍；醫療健康產業規模也是8萬億（與養老有部分交叉）；民辦教育，包括民辦大中小學、學前教育、遠程教育和各類教育培訓市場規模在3萬億左右；環保產業產值將超過5萬億。還有家庭服務業、有機農業、殘疾人就業市場等，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未來5年，二三十萬億的社會投資市場規模的形成，既是基于市場需求大而有效供給嚴重不足的強大刺激，也是基于國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政府需要通過鼓勵創新型社會投資，實現調結構，穩增長，保證新常態健康運行。

    綜上條件，中國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將出現四大發展模式與趨勢：

    第一，民非+公司的雙輪驅動模式。我國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有20多萬家民非，他們是潛在的社會企業。囿于民非的非營利性質，投資人無財產權、無投資回報、無融資資格、不能設立分支機構和實際上不予免稅的假私濟公“五不”政策，對這些領域的社會投資產生了嚴重抑制。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14年以來，為了推動民非轉型，為社會投資開閘，10部委連續下發了10多個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為“民非+公司”開方便之門。民辦教育機構可以任選民非或公司體制；民非養老機構舉辦者可以同時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對民非進行固定資產租賃和資金借貸，“行業管理部門和登記管理機關應當對其關聯交易進行披露并進行必要監管”。

    上述領域，以民非的非營利體制尋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幾十億都來不了；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資可能在數萬億計。浙江綠康老年醫院是一家專門為失能失智老人服務的機構，去年引進風險投資，實現民非+公司的轉制。轉制后服務規模和質量雙雙大幅提升，到2016年將在浙江建成綠康醫院25所，未來還要上市。

    第二，政府+民間的公私合作模式。政府與民間合作，英文簡稱PPP。PPP本質上是一種政府采購形式。去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加快簡政放權，建立“惠而不費”的公共服務發展新機制。去年11月，國務院又發出《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據財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項目總投資約2萬億。除了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醫療、養老、體育、文化、農業、環境、社區服務等領域。

    上海NPI系的“屋里廂”是一家給政府社區公共設施提供外包服務的機構，是PPP模式的典范。2015年，他們在長三角地區托管政府公共服務設施面積達30000多平米，營業收入3200多萬。他們正考慮引進社會投資，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務規模做大，以適應政府巨大的需求。全國有6923個城市街道，7萬多個城市社區，農村的數量更大。單從社會服務PPP這一項來看，這是多么大的市場，多么大的商機！

    南都基金會理事長

    徐永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