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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據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過去近一個月，大家的討論從兒童福利制度到法律建設再到戶籍制度、經濟模式，從心靈關懷到社工如何介入。那么，具體到操作層面，最實際有效的行動需要有哪些步驟？社工介入的難點是什么？有經驗的機構最有發言權，聽聽他們怎么說。

    三級干預模式

    國際計劃在亞洲11個國家開展的“社區兒童保護機制”中，采取了許多機構通用的三級干預模式。國際計劃的管楨介紹，在兒童保護網絡中，離兒童最近的是家庭、社區，其次是基層服務和國家層面的服務。“我們也出過預算報告，在預防層面每投入一美元，將會節約7美元的成本預算，這個性價比較高，也是對兒童來說最好的保護。”

    三級干預模式中，最主要的也是預防和回應。一級干預，針對所有兒童，主要是針對家長、老師和孩子的宣傳教育、公共預防、意識提升；二級干預是針對有風險的家庭，比如留守兒童、事實無人撫養的孩子、殘疾兒童，或者偏遠貧困地區的兒童，這些兒童的風險，要比一般孩子高，針對這一類群體，要做早期干預和家庭支持；第三級，是指孩子已經遭受到了暴力，需要馬上給予更專業的服務，個案管理、相關部門應對機制都要啟動。

    國際計劃在項目社區成立村級事務小組，這個小組中包括了村支書或者村長作為牽頭人、婦女主任，以及民政系統在基層的工作點等。每個社區（村）建立一個叫做兒童幸福家園的平臺，每周定期開展兩次主題活動，活動內容包兒童的意外傷害預防、兒童營養教育、早期養育和發展等服務。這個家園里同時也成立兒童委員會跟家長委員會，確保兒童和家長的充分參與。針對兒童保護機制，國際計劃已經開發了一些基礎文本，如《社區兒童保護機制運作指南》、《社會心理支持社區手冊》、《兒童自我保護培訓手冊》、《學生自我保護手冊》、《積極的教育方法》，都是意識提升范疇的。“我們沒有另起一套新的組織或機構，只是加強現有的人力資源跟服務網絡。”管楨說。

    在預防和早期干預的同時，要建立基于社區的報告和回應機制，更嚴重的兒童暴力案件，能夠及時報告；還要進行協調和轉借，在需要專業服務的時候，可以轉借到其他機構。

    通過對10個國家社區兒童保護機制的評估，國際計劃總結了一些可行經驗和建議：

    讓兒童小組代表參與到社區的兒童保護機制中，加強兒童自我保護培訓；

    針對父母和主要監護人推廣積極養育法；

    制定村規民約，利用一些積極的當地傳統；

    做出社區風險和資源測繪圖，就是讓社區的成員和兒童，把社區的潛在風險和有利資源總結出來；

    對警察培訓，建立對兒童友好的警察局，讓兒童在遇到暴力的時候，可以更好地從警察那里得到幫助；

    加強男性的參與，在評估中發現男性的參與是不夠的；

    倡導并且建立綜合的政府兒童保護數據庫。

    報告和回應機制

    報告和回應機制，是及時干預兒童傷害事件的重要步驟。這個機制怎樣保持通暢，兒童樂益會有很好的嘗試。樂益會的郭秀玲說：“我們嘗試在開展兒童保護項目試點的兩個地區建立報告制度，為什么說嘗試呢？其實這個報告制度確實很難，首先我們借助兒童福利院和救助站這兩個體系，開通了24小時的兒童保護熱線，建立了一個村級到鄉鎮、縣級的3G網絡，兒童福利主任是第一道防線，他會定期做一些兒童情況的篩查，我們要求兒童福利主任（在張家港叫福利督導員），對兒童暴力事件一旦發現直接上報，他如果發現而沒有上報這種情況，領導小組可以做一些處理。”

    “我們也嘗試在醫療系統、教育系統建立一個報告制度，于是開展了針對醫生、教師和公檢法三個系統工作人員的培訓，去年共13場、600人參加了培訓，大家也梳理了一個報告流程，可最后落實有些難。但這是一些好的現象，經過培訓以后，已經有一些醫生、教師把發現的兒童暴力的案件報告上來。”郭秀玲說，“除此之外我們也開展了大量的兒童保護知識和熱線號碼的宣傳。用典型的農村風格宣傳，比如在洛寧縣村里的集市上發宣傳單。”

    經過嘗試，樂益會初步建立多部門參與的縣級或者市級的兒童保護預防，發現報告和回應的機制，同時領導小組也可以直接聯系本地的兒童保護社工機構。

    從整個流程來說，第一步是監測發現，由村福利主任來開展，項目開始之初，要求村福利主任對本村的所有兒童情況做一個摸排，篩查出來重點人群。對這些家庭先有一個初步地了解，這個檔案放在村里一份，再給領導小組報一份。之后他們對高危的人群會一個月家訪兩次，中危的一個月一次，這個次數可能是不夠的。福利主任發現有兒童傷害暴力事件或者嚴重忽視的情況，可以報告熱線，熱線直接回復或報領導小組，情況嚴重的，由領導小組和警方來進入干預處理。

    “我們發現比較有趣的現象，尤其在洛寧，福利主任更傾向于去向領導小組或者熱線報告留守兒童的忽視或者需要申請低保的案例，他不愿意去報那些家長打孩子的，但是這也確實可以理解。”郭秀玲說，“我們目前沒有強制報告制度，兒童保護的社工服務體系也比較欠缺。去年一年下來，兩個項目的熱線接聽了70多個電話，大部分以咨詢兒童福利政策為主，比如說怎么去報戶口，孩子怎么申請低保。有20例是兒童暴力的，有普通類型，有家庭暴力，我們對19個個案，做了跟進和服務，有7個孩子監護人找不到了，我們送到兒童福利院和救助站進行庇護。”

    最嚴重的個案

    恰恰缺少最高級的兒童社工

    郴州市未成年人社會保護幫扶中心實行的是家庭、學校、社區三聯動的監測預防報告機制，試點地區涵蓋城區和農村。社工周苗苗將服務對象總結為七大類：孤兒或因法定監護人服刑、重病、重殘等原因，實施無人監護的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遭受侵害等原因得到不恰當監護的未成年人；因家庭困境面臨輟學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流浪未成年人；被遺棄、拐賣的；父母外出、臨時監護不到位，留守、流動未成年；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不正常人群。由于郴州吸毒群體較大，兒童遭遇的監護不到位和精神狀態不佳更為常見。社工會根據不同服務對象的嚴重程度開展個案。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困難，是專業社工太少，機構弱勢。另外，心理及精神的障礙，也不是我們能夠完全做得了，需要外界的幫助。”周苗苗說。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喬東平說：“兒童保護的難點之一，就是缺少專業人員和專業機構。這個問題即便在北上廣也很突出。普通的篩查、走訪大家都能做，但是我們現在缺的就是嚴重個案的干預，都做不了。”

    “我們在張家港、洛寧都發現過被暴力虐待，甚或自殘的，這種嚴重情況報告上來，大家都抓瞎，誰去做，怎么做？家訪倒是挺詳細的，下一步怎么做沒人知道。國外社工里邊最高級的是兒童社工，兒童社工中最高級的兒童保護社工，要學多少課程，做多少培訓，拿多少證才能去做這個工作，我們現在沒有。”喬東平說，“有人做總比沒人做好，但我們的底線是無論你怎么做，不要再對兒童造成二次傷害，可以往上轉借。比如畢節這4個孩子自殺，在自殺當天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和學校的老師都去家訪了，那家訪以后到底說了什么，說的關鍵點，就是你要去上學，明天就去上學，小孩答應了。但上學是他們的主要矛盾，是他的需求嗎？連問題關鍵都沒有界定清楚，這樣的家訪是不成功的，反而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NGO在兒童保護中的作用是大家都認可的，這也是國際的經驗。”喬東平說，“從國際來看，兒童保護也是從NGO，從民間組織開始的，最早的第一家做兒童保護的NGO是在1874年，專門干預兒童虐待。在這個民間組織的推動下，地方政府開始關注，最后再到中央政府關注。NGO的努力是有意義的，也可以看到，未來的路，任重道遠。”

    ■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