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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與慈善的先天關聯 

    宗教與慈善很難分離，更有人認為慈善起源于宗教。

    影響西方人慈善理念的最大教義來自于圣經，舊約中雅各布承諾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來成為基督徒遵守的一個基本約定，從美國慈善之父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傳記中，都能看到基督教的這個基本約定對其慈善人生的巨大影響。伊斯蘭教古蘭經也有規定：每個穆斯林都有施舍的義務，當占有財富超過一定限額時，必須按一定比例繳納天課。雖然中國的儒道佛對慈善沒有提出那么明確具體的要求，但同樣倡導仁愛、兼愛非攻、慈悲、施舍思想，尤其是佛教因果報應、勸人行善的教義，其積德行善、樂善好施等佛教用語已成為中國人的道德行為準則。西方最早的慈善來自于教堂的救濟服務，中國寺院的施粥施藥、“悲田養病坊”等也有悠久的歷史。

    而現在，在歐美的宗教組織仍然是接受慈善捐贈最大的主體，也是提供社會服務的最大慈善組織。美國宗教組織每年接受捐款量超過任何一家美國公益機構，一批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如救世軍，在美國年度慈善組織接受捐款排名中，幾乎每年都在前列。據《信仰的魅力與社會資本的實力》介紹：“宗教慈善組織是美國所有慈善組織中增長最快的類別，從1999到2003年，宗教慈善組織增加了35000家，增幅達140%，每年對宗教組織的捐贈超過400億美金，占全部慈善捐贈的47%，另外還有約合350億美元的志愿服務。”

    臺灣的慈濟基金會是具有佛教背景的慈善組織拓展國際領域的樣本，該基金會起源于佛教慈濟功德會，1994年才完成財團法人登記，目前已在全球47個國家留下慈善的足跡。在與慈濟人接觸或合作開展慈善工作過程中，我能感覺到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志工和職業工作者的內心素養的強大氣場，讓我們這些專業慈善工作者自嘆弗如。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最早成立的宗教慈善組織是1985年在南京成立的愛德基金會，這是一個是由中國基督徒發起，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的民間團體，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該基金會除了還辦有世界上最大的印刷圣經的印刷公司外，已從一個基督徒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構轉變成為了一個似乎基本看不出有任何基督教色彩的慈善機構，其標識和宣傳品看不到任何基督教的符號。北京仁愛慈善基金會是近年國內發展較好的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其有個成文規定：在所有慈善活動中，有宗教信仰的志愿者不能有宗教性語言和行為，不能發放宗教音像制品和書籍，嚴禁在慈善活動過程中傳教。

    臺灣慈濟基金會在大陸開展慈善工作時稱：不談政治、不傳教、不搞宣傳。而國際性的宗教慈善組織在國內基本難以存活，民國時期曾經在中國很活躍的救世軍，目前在大陸還沒有獲得合法發展的身份，只能以香港救世軍在國內辦事處模式運作；世界宣明會是一個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其在中國開展慈善工作，從其網站看沒有顯示任何宗教的元素。只有那些完全沒有宗教背景，其宗旨申明超越國家、宗教、種族的國際公益組織，如聯合國兒基會、樂施會、獅子會等慈善組織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能獲批。

    也許，一個時期宗教慈善組織在大陸似乎只有去宗教化才可以生存。

    宗教慈善或將走出“中國式困境”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鄭筱筠將中國宗教慈善事業遇到的這種困窘表述為“中國式困境”：宗教慈善組織與其他慈善組織相比，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為紐帶形成的組織；而它的善款來源和服務對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分信仰的社會大眾。這就使宗教慈善組織既與特定宗教的團體有關聯，又與之有明顯的區別，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過分凸顯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這就是一種“困境”，而這種“困境”還是“中國式”的。她認為“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宗教慈善組織在現代社會轉型時期發展的關鍵”。

    北師大公益研究院王振耀教授在《宗教與中國現代慈善轉型》一文中也提出：在中國慈善事業向現代轉型的歷史性進程中，如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妥善處理好宗教與慈善的關系，從而促成宗教與慈善事業發展的良性互動，是慈善事業發展所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

    值得欣喜的是，2012年2月國家宗教事務局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或許能破解鄭筱筠所說的“中國式困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有深刻的信仰基礎、悠久的歷史傳統、較高的社會公信度。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是新形勢下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必然要求，是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積極作用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我國公益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有益補充。政府對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支持和鼓勵態度，要按照“積極支持、平等對待、依法管理、完善機制”的原則，進一步明確相關政策，完善管理協調機制，加大政策執行力度，進一步增強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主動性、規范性與可持續性，鼓勵中國宗教慈善公益事業在逐步實現現代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轉型過程中，積極探索宗教慈善公益事業的“中國模式”。

    雖然這個文件能否貫徹到位、最終對中國宗教慈善的導引力度如何還有待觀察，且取決于諸多政治因素，但政府出臺這樣一個鼓勵宗教慈善發展的文件是近現代中國前所未有過的開放態度。

    （作者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

    ■ 劉選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