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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8版）

    觀點2

    “一對一”助學成本太高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互助教育計劃秘書長 黨軍

    對于貧困學生，我不贊成直接給錢。錢能解決的問題其實有限。

    目前我們除了做孤兒助養，還有貧困大學生資助項目。以前曾經發生過“學生收到了很多資助款后，不愿見面、聯系不上”的情況，現在我們做大學生資助，主要針對大三及以上學生，不是“一對一”助學，而是通過審核后，以發布讀書或實習筆記獲得100元捐款的方式進行捐助，還有讀書獎和無息借款等。將大額捐助與學習、實習關聯起來，并幫助學生聯系公益機構等去實習，提高自身能力。捐贈人則可以加入助學讀書會，推薦優秀貧困生，參加線下讀書會活動，形成良性互動。項目管委會中有學生、捐贈人、志愿者代表，比較均衡。

    不做“一對一”助學，是為了避免產生受助人對捐助人的依附，也避免因為捐贈人提出很多要求造成學生有很重的心理壓力。以前我們也遇到過有人對學生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況，警告后清退了。另外，“一對一”助學成本很高，假如有幾千個孩子和相應的捐贈人，光溝通就很難完成，捐贈人的各種要求更加無法滿足。多人接觸容易造成信息不對稱，繼而引發矛盾。

    助學項目要確保順利進行，在制度、流程上必須公開透明，比如多渠道申請，提供多元暢通的溝通渠道。但這在特別偏僻的地方難以保障，捐助人本來就不一定有精力監督善款執行，在難以獲得學生信息的情況下，更加難發揮監督作用。助學是比較復雜的事情，做得不好就容易出現空子。

    百色助學網事件，在偏遠地區不是孤例。他們通常控制著一個相對狹小的地域范圍，當地心照不宣，外部對其了解不多。類似的助學機構或中間人壟斷資源，對外部公益機構要求其必須通過自己落地，對內則要求學生，甚至可以威脅校長不能與捐贈方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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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教育計劃是2014年由志愿者發起，設在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全國性公募助學項目，為優秀貧困學子提供職業生涯和資金支持，以戰略公益推動教育金融制度創新。首期規模為30萬元人民幣，用于搭建平臺，為10位優秀貧困大學生提供全方位支持。十多位學生每周提交讀書或實習筆記，承諾畢業后捐贈1%以上收入。互助教育計劃在北京金融街每周末舉辦線下讀書會，開展公益、金融相關閱讀研討，博士和處級以下加入需要提交300字以上讀書筆記，一周未讀書的朋友項目建議捐100元給優秀貧困生發獎學金，見證成長。

    觀點3

    助學是個細致活兒

    青海彩門公益行動計劃發起人 張明琪

    直接的金錢資助好不好，這個不能簡單地說贊不贊成，要根據不同個體的實際情況來選擇。在公益助學中，尤其“一對一”的救助中，一定要了解不同地域的實際狀況。這么多年來國家、公益機構的救助大多是直接給錢，可有的父母并不一定會把錢用在孩子身上。從助學角度來看，我們當然更希望這些錢能夠用在孩子本身，而不是他的家庭，我們不是在搞扶貧。

    這么多年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的救助，都給予了貧困孩子很多幫助，但沒有考慮太多孩子自身的意愿。無論是悲情主義宣傳或者其他方式，都要注意受助人的感受，盡量隱去孩子的隱私信息，考慮其尊嚴、人格，大張旗鼓的發放儀式，是對孩子的傷害，尤其是大一點、心理敏感的孩子。我們也可以把助學金轉換成獎學金等激勵的方式，讓孩子覺得自己不是因為貧困，而是因為自身的努力得到了資助。讓他在同學當中也留有尊嚴。或者探索設立愛心超市等等，這種工作一定要往細里做，花心思，也需要更多多元性的探索。  

    “一對一”的工作實際上是非常復雜和辛苦的。我不贊成捐贈人直接與孩子見面，也不建議視頻。一線工作者都知道，對孩子家庭信息保護得不到位，會出現很多負面的問題，對捐贈人也會造成困擾。不僅捐助人可能提出各種要求，有時候孩子、家庭也會向捐贈人提出更多需求。所以，助學人員要做好雙向引導和保密。受助者和捐贈人的溝通，我更傾向于文字上的，達到鼓勵孩子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進行心理陪伴的目的就好。

    助學的中間人不單指個人，也包括助學機構。中間人，如果只是單一的執行者，初期可能很好，但很容易出現人情助學、腐敗助學以及百色助學網的情況，所以一定要多元監督。我們一直在倡導成立家長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包括團委、婦聯等部門也需要發揮監督職能。再如壹基金對合作機構的第三方監督，是一個有效的探索。

    百色助學網的問題，主要就是因為公開透明不夠，缺乏有效監管。這是非常可恥的。我們希望媒體曝光犯罪行為，可能還有沒被發現的，但同時希望傳播正面案例，不要讓公眾對助學產生懷疑，影響對更多孩子的救助。

    觀點4

    事件之后，我們該如何對待民間公益？

    武漢市武昌區曉莊公益助力中心創始人 大雄

    不要發“政府要加強對民間組織的管理”的謬論。一些評論表示要清理不合法的民間組織，部分民間組織出問題正是因為政府管得太嚴太死，雙重管理的高門檻阻撓了很多民間組織的合法注冊。少量的合法民間組織難以滿足巨大的社會需求，政府、公眾也就只能默許甚至支持很多不合法的組織合理地運營。真正的出路是政策進一步放開，讓愿意做事的公民群體都能順利地注冊，合法地從事公益活動，從業務到財務，接受合法監管。那些不合法的、不規范的民間組織，自然失去空間。

    對民間公益組織的管理，只能是“如果你犯法，我就立馬把你抓起來”，而不是“因為你可能犯法，所以我不能讓你注冊”。

    不要唱“草根組織要提升透明度”的高調。任何規范運作都意味著成本。很多人平時難得捐50塊錢，都還要求“百分之百用到受助者身上”，讓公益組織拿什么去請專業的財務人才？

    捐款人真要是痛定思痛，就要補一補公益運作的基本知識，改變捐款的觀念和習慣。如果真的希望公益組織拿出專業的、及時的財務報告、業務報告，那就請捐贈相應的善款。

    在此對曉莊公益的捐助人表示，都是深明大義的捐助人——在充分信任的基礎上，接受不那么嚴格、不那么高成本，也基本能確保不會出問題的信息公開方式。嚴格監管是沒有止境的，隨便一張票據的深究都能弄得任何一個機構人仰馬翻。

    那么，有人要問，也不讓政府加強管理，又不讓要求民間組織提升透明度，難道就放任民間組織造假、吃回扣、性侵害嗎？當然不是。公益行業要監管好，最重要的是“行業自律”。由行業內的組織成員，形成自我管理的體系，比如自發組織的××市社工協會、××省助學聯盟。一個組織出問題，整個行業名譽受損；而且誰也不敢護短，否則一旦真相大白，當事人恐怕只能謝罪于天下了。

    而且，坦率地講，要欺蒙政府、欺騙公眾，太容易了！任何一個稀爛的公益活動/項目，都可以拍出精美的圖片，寫出漂亮的簡訊，讓公眾覺得喜大普奔——這還是在保證誠實的前提下，如果不講誠信，那就更說不清楚了。但是，我深信，這些都逃不出同行的眼睛。

    這類性脅迫/性剝削，由于其私密性、復雜性，屬于權力關系的監管死角，在政府、企業等領域，由于權力差距更大且缺少監管，問題應該更嚴重。這類問題不僅在組織上下級之間，還會發生在其他權力關系中，比如騰訊專題《女老板為何因戶外廣告牌性賄賂城管》，頻現網絡的高校教師潛規則學生、導演潛規則演員，聯合國維和部隊也曾多次曝出針對女性難民的性剝削事件。只是問題發生在公益領域，聽起來性質更惡劣。

    性脅迫/性剝削的核心是權力關系。如果沒有整個社會在性別平等教育、制度（比如要求知情必報，否則以從犯論處）等方面的共同進步，那么在任何領域都是很難禁絕的。僅就公益而言，應該盡可能減少捐助式慈善，轉化為合作式公益，削弱雙方的權力關系，發展對等的合作關系，相信會起到較好的作用。

    以北川羌魂（中國心志愿者團隊）的助學為例，北川羌魂要求受資助的高中生（經過培訓后）尋訪貧困的初中生，并由這些高中生通過團隊討論確定資助名單。在這樣的公益行動中，這些高中生可以認為是北川羌魂的合作伙伴，通過自身的行動/勞動換取助學金/回報，也許有的貧困高中生還不樂意呢。在這樣的關系中，假設工作人員/成年志愿者有性脅迫的舉動，失敗的幾率就要大很多了。

    去年我跟隨參觀一個公益組織的助學金發放儀式。50多歲的志愿者“情到深處”之時，來了一句：“孩子們，你們不要覺得爸爸媽媽不在身邊，不要覺得可憐，今天到場所有愛心人士，都是你們的爸爸媽媽！”我在下面跟小朋友坐在一起，差點就幫小朋友回一句：“我還是你爸爸呢！”

    人在權力關系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時，會滋生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欲望。一旦這些念頭缺少監管，誰也說不準會干出什么事。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個不需要任何付出即可得到的捐贈，對貧困中的學生是很難拒絕的。且不說捐贈會不會“助長不勞而獲的習慣”，至少，難以拒絕的捐贈背后，我們要警惕難以拒絕的脅迫，和那不易監管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