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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期開始，《公益時報》與公益慈善學園聯合推出“海外慈善學人”欄目。這里，匯聚了一群赴海外專門從事公益慈善領域研究的學者，講述他們在國外的所見所感。

    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我作為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Ash Center of Demographic Governance & Innovation）的訪問學者在波士頓待了短暫的半年。

    在波士頓的半年是值得留戀的時光，擺脫了在清華學習時頭緒諸多的繁雜生活，來到查爾斯河畔這個美麗、有歷史感、人文氛圍極濃的城市，進入到相對自主、簡單而又豐富有趣的生活狀態中。小小的波士頓匯集了哈佛、MIT、波士頓大學等諸多名校，這里（尤其哈佛）恐怕也是全球政、商、學精英最為集中之地，大家爭相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和汲取，并陶醉于濃濃的人文和知識養分中。

    到了波士頓，同一項目學者們的個性和偏好得到充分呈現，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大家都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安排生活與工作方式，有的重心在圖書館和各種各樣的學術研討會，有的專注于旁聽課程，有的則喜歡奔赴各種社交場合或體驗新英格蘭地區的風土人情。在這短暫的半年中，我除了旁聽一兩門課程之外，也走馬燈式地參加了各式各樣的研討會、社交活動和聚會（中國人圈子的聚會非常頻繁），同時也圍繞我當時所關注的NGO參與氣候變化議題閱讀了大量英文文獻，訪談了幾家美國的環保組織。

    言歸正傳，來說一說哈佛的第三部門研究。

    當時在哈佛肯尼迪學院有一個專門的豪澤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這個中心還有一個專門的中國項目，與不少中國學者和實務界前輩都有密切的聯系。

    有一次我參加豪澤中心的活動，碰巧遇到莊愛玲演講，才知道她正是從這里走出去而回國創辦上海映綠公益事業中心的。此外王振耀、袁岳等也在肯尼迪學院接受過學位教育，相信豪澤中心對他們日后的事業也產生過影響。

    豪澤中心給我留下的兩點非常深刻的印象，是與國內研究機構、尤其是我所在的清華大學NGO研究所非常不同的地方：

    一是他們關注的主題與我們非常不同，更為偏重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微觀層面，如非營利組織的戰略規劃、領導力、籌款等，相比之下我們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等宏觀層面。

    二是他們的研究者和講師有更豐富的實務經歷，有不少人都有過在非營利組織的從業經驗，相比之下我們的老師們幾乎都是從學校中直接出來任教的學院派。這兩點不同并非說明我們的研究有多落后，而是反映了時代背景和相應的需求有多么不同，國內側重于非營利組織相關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因為我們還處在一個非營利組織方興未艾、相關法律法規極其不健全的時代。

    事實上過去5年來，我們看到中國第三部門無論在政策環境還是在內部生態上經歷了怎樣一個跨越式的發展，社會創新以及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管理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和研究，研究者的視角從宏觀到微觀的確也代表了第三部門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氐胶罎芍行?，后來據我所知，由于人事上的問題，現已經合并到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力中心，更名為豪澤公民社會研究所（Hauser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然而豪澤中心并非哈佛第三部門研究的全部，事實上在我整個哈佛經歷中，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能感受到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這樣的話語在哈佛乃至美國社會生活處于一個多么核心的位置。在國內當我們向普通人介紹我們的研究對象時，大多數人會一臉漠然，而在哈佛似乎人人都可以就公民社會主題和你聊上幾句。

    因此，哈佛的第三部門研究并不只在豪澤中心?？夏岬蠈W院的公共管理/國際發展碩士(Master in Public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項目中有一大批學員都來自于非營利組織，Belfer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有不少學者研究國際事務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公共領導力中心的學者們也同樣關心非營利組織中的領導力議題。大名鼎鼎的《使民主運轉起來》和《獨自打保齡》作者Robert Putnam等，對公民社會或中國公民社會有研究的學者也在肯尼迪學院任職。在肯尼迪學院之外的政府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學社等多個研究機構或團體中都有人關注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社會創新議題，尤其與中國相關的研究非常多，我在哈佛的半年期間參加了不少相關主題的研討會或講座。

    此外，波士頓地區的其他高校如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也有第三部門研究的知名學者，例如參與創辦ARNOVA（非盈利與志愿組織研究聯合會，全稱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的David H. Smith就是波士頓學院的教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非營利組織密切相關的社會企業、社會創新議題在哈佛學生中受到特別的關注，如由哈佛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的學生們組織的社會企業論壇（Social Enterprise Conference）至今已經舉辦十多屆，還有哈佛本科生組織的年度社會企業峰會（Igniting Innovation Summit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至今辦了六屆，這些活動得到了公益慈善界的大力支持，我在哈佛期間參加過這些活動，深刻感受到社會力量在創新中的巨大潛力和哈佛學生對社會事務的巨大熱情。

    還想說一點的是在哈佛的中國學生學者群體以及中國公民社會研究。

    波士頓的華人群體非常龐大，哈佛更是聚集了眾多到此學習或交流的優秀學生、學者和高級官員。公民社會、國家與社會關系在中國學生學者中是很受關注的議題，難得的是哈佛也匯集了一批來自國內的、與第三部門研究相關的學者，因此前文提到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燕京學社經常有相關的議題討論。此外，一些以學生為主體的相關活動也在哈佛開展。例如中國學生成立的北岸學社（The North Society），以及中國學生自己推動的SEED項目（哈佛公民與社會創新種子班）。北岸的本意是超越左、右，是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生學習和討論中國問題的空間。SEED則是一個實踐導向的平臺，在留學生中發掘和培養關心中國公共事務、愿意通過社會創新建設性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青年領袖。我在哈佛的時候，北岸學社剛剛開展活動，我也曾被邀請去做過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分享，SEED彼時也剛剛在前期籌備中。

    在這些活動中，中國留學生群體總體上呈現出務實、建設性的態度，并十分關注社會創新的價值，所以他們的所思所想以及關注的實踐與第三部門研究密切相關。只不過有些遺憾的是，北岸學社的網絡交流平臺后來似乎被少數偏右的民主人士占據，理性對話的聲音越來越少，不知道現在到底如何了；SEED項目在國內的活動似乎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限制。我認為在哈佛的中國學生學者群體整體上是開放多元而富有建設性的，在國外能有這么豐富的一個國內學生學者交流群體也是去哈佛的一個好處。

    最后我想特別說說自己留下的一個遺憾——沒有花更多時間深入觀察波士頓的社區和街鎮。

    波士頓所在的麻省是美國移民最早到達的地區，波士頓周邊便是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中有自治傳統的新英格蘭鄉鎮。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社區居民的自治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狀態，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宗教組織在社區生活和慈善事業中是什么樣的地位。這些問題只有在現場的觀察中才有真切的體會。遺憾的是我當時的關注點主要在環保組織上，對社區關注不夠，也就不能深切地理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與草根志愿組織、慈善組織、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希望能有同行學者們能有機會去觀察并分享。

    ■ 藍煜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