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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國際化專題研討會召開，公益組織為什么國際化、怎樣國際化、困難有多少，這些問題都在討論話題之中。

    目前,在對外公益慈善方面,我國民間組織的潛力沒有得到發掘。

    據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王行最介紹,原因包括政府援外資金未采購民間組織的服務、國內尚未形成良好的輿論環境、民間組織自身國際化的能力存在局限等多個方面。

    因此，“我們一方面需要‘走出去’，學習其他國家慈善的模式和經驗；另一方面還需要‘請進來’，請國外的朋友來給我們帶來好的經驗?！蹦隙脊婊饡硎麻L徐永光表示。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張偉杰則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為社會公益活動的國際化提供了一種契機，也可能會為中國公益慈善公益國際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種可行的模式。

    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 張偉杰

    “一帶一路”來了  公益慈善如何搭車

    2013年中國政府先后推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今年3月份又發布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標志著“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轉換為實際行動。

    開展“一帶一路”建設要實現五通，分別是政府溝通、民心相通、信息連通、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怎么促進民心相通？大項目建設周期很長，要讓沿線國民眾直接享受到“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益處，開展社會公益項目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也是我們中國和沿線國的民眾之間相互了解、增加彼此信任的渠道。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社會公益要走一個國際化的道路，需要考慮以下幾點：首先，政府和企業還有民間組織、公眾之間如何互動。像公益資金的稅收減免和進關費用問題，都需要與沿線國的政府進行官方層面的協商，同時還要就一些法律法規對接問題作出安排。企業是項目建設的主體，同時也承擔著社會責任，其中一部分社會責任是否可以轉讓給民間組織來承擔完成，二者如何進行銜接，也需要考慮。還有如何讓我們的公眾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國的社會公益慈善的國際化的問題。

    國際化的“中國標準”，我們講中國社會公益慈善的國際化不是說去中國化，恰恰相反，社會公益國際化一個重要基礎，是要把我們的國情作為公益國際化化的一個起點。我們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發展中的大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說我們的文化，講發展中國家是我們的一個能力問題，講大國是我們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這三者之間相互適應。這個過程之中，我們要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模式。

    國際參與的問題，“一帶一路”建設是共商共建共享，結合“一帶一路”開展社會公益活動也是開放型的合作。在公益項目的設計、規劃運營方面，不僅需要對象國的積極參與，也要請當地的民間組織參與進來，同時面向第三方，開展整個國際社會的合作，增強公益項目的國際色彩。

    講好中國公益傳播的故事，以前我們也曾經在海外開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動，但是不太善于對外講好我們公益活動的故事，一般是只做不說或者是多做少說。對于這種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應該利用這種傳播的便利條件，多宣傳、多講。因為這種社會公益活動一般只面向特定民眾，影響范圍非常有限，如何通過對外講好我們的故事，擴大我們公益慈善的社會效果，形成公益的中國品牌，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為社會公益活動的國際化提供了一種契機，也可能會為中國公益慈善公益國際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種可行的模式。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 王行最

    中國民間組織走出去 困難有三

    從國際上來看，西方對外援助也是分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政府主導，1945—1979年，這個階段所有的對外援助都是政府對政府，后來發現這種效率比較低，并且受助范圍主要局限在精英階層。

    所以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調整了對外援助戰略，逐步過渡到政府對政府加上民間對民間的過程，70年代政府援助通過民間組織執行的只有0.2%，1994年的時候上升到15%。

    從1995年開始，新的理念要求海外發展援助應幫助受援國建立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負責任的政府和健康的民間組織，三者協調發展的模式。

    經典的案例就是在2011年的時候，美國回歸了緬甸。美國的民間組織在2008年納吉斯臺風之后進入緬甸，通過開展衛生、教育和生計等項目，對緬甸民生現狀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礎上，他們設計出適合緬甸民生需求的項目。2011年11月，國務卿希拉里訪問緬甸，收集匯總所有民間組織的項目，提交到美國國會討論通過后，由財政撥款給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USAID委托民間組織來執行。而這些民間組織執行項目匯總統計在一起，成為奧巴馬總統2012年11月訪緬時對外宣稱的1.7億美元援緬項目。

    中國對外援助方面也需要民間組織的參與。對于當前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和地位來說，在對外援助里上還是比較有局限性的，在過去的援助模式里面，更多是政府對政府，民間組織的潛力沒有得到發掘。

    根據新加坡世界未來基金會秘書長陸波等做的調研，目前有國際業務的社會組織僅37家，占總數的0.92%。第一個原因是政府援外的資金沒有對外開放，未采購民間組織的服務，所以資金的來源受到了局限；第二，國內尚未形成良好的輿論環境，不利于公益組織走出去；第三個是民間組織自身國際化的能力也存在局限。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徐永光

    走出去，請進來，再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我們要學習其他國家慈善的模式和經驗。“請進來”，我們要請很多國外的朋友來給我們帶來好的經驗。這一次的慈展會來的外國機構代表和外國嘉賓在八九十人的規模，說明本次慈展會非常開放。

    我大概二十年以前就開始走出去，看國外的這些公益慈善機構，特別是美國。美國有五個模式我覺得都可以搬過來，而且已經在搬了。

    第一個模式搬成功了，基金會中心網，照搬美國基金會中心的模式，而且還有創新，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基金會的透明指數，為中國的4千多家基金會進行排名。公眾根據透明度可以進行選擇，誰的透明度高就支持誰。

    第二個模式搬了十幾二十年沒有搬成的，就是美國的聯合勸募、聯合之路，這種模式實際上對社區公益的發展、對于企業和志愿者參與社區公益非常好。但可惜美國的聯合協會沒有和中方合作。但這些模式已經有一些基金在用，比如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

    第三是美國的社區基金會，社區基金會非常有活力，也是非常適合在中國落地。

    第四是我一直在推動引進，美國的共同基金，70年代為慈善機構打理資產來支持資產保值增值的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在中國非常需要，因為現在中國的慈善資產光基金會就1100億，慈善會也有1000多億，這2000多億的慈善資產大部分存銀行，沒有去投資理財，造成了很大的浪費。需要一個平臺幫助他們打理。

    第五是美國的公益慈善的市場化、專業化分工做得非常好，有大量的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提供財務、咨詢、法律、籌款、戰略規劃、傳播、公共關系、培訓等服務。

    我覺得這五個模式都要搬過來，最新的還有美國和英國興起的社會投資、影響力投資和社會企業，這些模式對中國現在的公益慈善創新是非常有價值的，而且也在緊追。三個月以前“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在深圳召開，這在中國也開始熱起來了。

    “走出去”，就是中國的慈善機構也需要走出去幫助別人。但我們現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第一個就是公眾不理解，說中國還很窮，還很多人需要幫助，干嘛要出去幫別人？我們需要走出去，慈善沒有國界，這是全人類的一種共同的責任。中國又作為一個過去接受別人幫助的國家，現在我們有條件了，也應該這樣做。

    ■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