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說：“商品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唐代，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江南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沿著運河而發展起來的大都市層出不窮，金陵、揚州、蘇州、臺州、湖州、宣州、池州等都成為發達的商業中心。而作為商業發展的中心環節——商人則成為左右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群體。而在古代中國，商人在致富以后，社會責任感逐漸增強，積極致力于一些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為當今的商業倫理道德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后代的商人和企業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中國古代商人具有積極的社會責任意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概括起來主要有政治環境、經濟條件、文化思想、個人素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政治環境的壓力。中國自古就有重農抑商的傳統，對于商人采取鄙視、打擊的態度和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唐朝對商人有嚴格限制。《舊唐書》卷48《食貨志上》又云：“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與于士伍。”商人排在最末，被視為“下人”和“雜類”，而且不允許做官。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古代的商業一直處于不甚發達的狀態。但是，事物總是向前的，是無法遏制的。因此，隨著商業的發展以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統治者也就逐漸放松了對商業的控制，但是以加大對商人的剝削為前提的。正是由于政治地位的底下，所以商人在致富以后積極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一方面用金錢買官位，巴結權貴高官，提高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拿錢來做慈善福利事業，諸如義務出錢修建祠堂、道路、村寨房子，為貧窮人出資或捐錢，積極擴大自己的影響，贏得良好的聲譽。

    經濟條件的支撐。中國古代商人能夠積極從事慈善事業，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除了政治條件的壓制之外，還與其經濟實力有關。能夠從事慈善福利事業的商人均是巨賈富商，而不是普通的小商小販。例如，中唐以后，受到“安史之亂”的破壞和影響，北方人口大量南遷，江南經濟快速發展，并逐漸超過了北方，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區。而南方的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相應的則是南方的商人的經濟能力較強，生意興隆，財源滾滾。這就具備了做慈善福利事業的基本經濟條件。例如，據同治《瑞州府志》卷15《人物·懿行》載，明代新昌紙商劉亦莊“一日自吳城回里，舟過府城，值修仁濟石橋。……即出囊中三百金付之，閱日再送三百金”。能一次性隨身拿出三百金的商人自然不是小商小販，而是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再如，光緒《婺源縣志》卷35《人物·義行》載，清代婺源商人余源開“支祠毀壞，捐金營葺。文社廢弛，輸田振興。里東石嶺欹仄難行，獨力修平，并置租煮茗濟渴。他如創義祭，建石橋及考棚、城垣，均輸助襄成”。僅憑一己之力就可以為地方做出那么多的善舉和好事，其經濟實力更是可見一斑。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商人之所以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是與其經濟實力條件有較大關系的。

    文化思想的影響。一個人之所以具有某種思想或意識，總是與當時的文化氛圍有較大關系的，而且這種文化思想因素具有較強的持久力和影響力。自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以來，影響了一代代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古代的商人。通常來說，古代社會的商人多是亦官亦商者居多，如明清時期的徽商即是如此。因此，商人的思想文化素質也相對較高，具有普通商人所不具備的情懷和作為。在眾多思想文化因素中，儒家的“仁學”無疑對商人的影響最大，是其社會責任意識增強的重要因素。曾有學者指出，從董仲舒的“惻怛之愛”到韓愈的“博愛”，再到張載的“民胞物與”，仁愛思想始終一脈相承，發揚光大，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慈善倫理的構建和慈善事業的實踐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

    個人素質的作用。許多大商人基本上都是受過傳統教育的人群，甚至許多都是有官職在身。多年的文化熏陶和自己從官的體驗以及經濟能力的基礎，使得這些人具有與常人不同的社會責任意識。在錢有盈余的情況下，許多人是愿意出資為社會做出一定貢獻的。而許多商人都是在經歷了科舉失敗以后或是在官場不順以后才致力于商業經營的，因此，其內心深處對教育還是比較鐘情和向往的，希望通過自身的貢獻來讓更多的人得到教育。《沙溪集略》卷4記載了一個關于清代徽商凌順雷的事例：“晚年，邑令王公見之，重其才德，特舉為約正，歲辛未旱饑，道瑾相望，公慮市米無多，人有懷金錢而枵腹終日者，乃冒暑熱往返江蘇間采買接濟，道經嚴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籌畫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來，平價以售，如是者數四，鄉里賴之。然公心力憊甚矣，是歲遂歿，年六十有四，聞者莫不悼惜焉。”雖說凌氏不是無償捐贈，但是其主要是為了解決當地的饑荒問題，以平價出售，為當地的人民渡過難關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因而被載入史冊。

    古代商人在致富以后積極從事公益事業，為地方和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縱觀古代商人的公益事業，主要可分為三個方面。

    積極支持道路橋梁建設和水利工程興修。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曾在其《唐代交通圖考》一書中說：“歷史是一個結合時間與空間的綜合研究，在空間的鋪陳上，交通又是空間發展的首要條件，不論是政令的推行，軍事進退，經濟開發與物資流通，或是宗教文化傳播以及民族的未來融合等，都受到交通的影響，因此，交通是一切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基礎。”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限制，區域之間的交通非常不便，這一點，對于常年在外奔波從事經商活動的商人來說，感觸最深。因此，一旦他們取得一定的財富之后，就積極支持道路橋梁的建設。明清時期，在兩淮地區有許多從事鹽業經營致富的商人，他們從事地方公益事業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投資捐助建設道路和橋梁。據民國《歙縣志》卷九《人物志·義行》載，清朝乾隆年間的徽州大鹽商鮑光甸，“幼通經藝，長住揚州營鹽策，性儉約而樂于濟人，……凡有匱乏者，告必應”，先后多次投資“治壞道，茸廢橋”。據《明清徽商資料選輯》載，兩淮鹽商汪洪“業鹺于海上，積帛贏金，至累巨萬”，“佐城筑、修橋道、構路亭”。因此，從古代開始，人們就很注重道路和橋梁的修筑。但是由于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門往往會很少進行這方面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富商們的捐資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當然，當道路橋梁修筑成功后，商人的社會聲譽和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往往也會名利雙收。

    賑災救濟。中國古代，由于自然環境的惡劣和生產力的低下，人們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也非常弱，經常受到水災、旱災、蝗災等災害的困擾，再加上稅收的繁重，一遇到災荒之年，便民不聊生，出現了餓死人和集體逃荒的慘劇。面對如此情況，那些具有良知的商人便積極進行賑災活動，施救受災的鄉民。據康熙《徽州府志》卷15《人物志四·尚義傳》載，清初婺源有一商人名叫戴公選，“賈湘漢間。順治丁亥歲大祲，輸資運米以賑，全活甚眾。逋券盈匱，貧不能償者悉焚之。”另據《清鹽法志》卷154《雜記門二·捐輸二·助賑》記載：“乾隆三年十月鹽政三保奏：據眾商以揚郡被旱，愿設八廠煮粥，自本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二月止，共捐銀十二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兩有奇；又商人汪應庚獨捐銀四萬七千三百一十兩有奇，請給議敘嗣子。”民國《歙縣志》卷9《人物志·義行》載鮑志道之子鮑漱芳，在嘉慶十年（1805年）夏季，洪澤湖漲水決堤時，集議公捐米6萬石用于賑災，“是年，淮黃大水，漫溢邵伯鎮之荷花塘，漱芳倡議仍設廠賑濟，并力請公捐麥四萬石展賑兩月，所存活者不下數十萬人。”

    支持地方教育事業。許多從事商業的商人大多數都有濃厚的儒家教育背景，在他們致富以后，對于家鄉的教育事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捐資修建書院、資助窮人學習等方面都不遺余力。位于古徽州歙縣的古紫陽書院就是鹽商鮑志道為首的徽商捐資興建的。據《道光徽州府志》載，乾隆五十五年，鮑志道等“先后請于運司轉詳鹽院，動支運營項款銀建設”紫陽書院。據載，在古紫陽書院建造過程中，因經費開支較大，出現資金缺額，僅鮑志道個人捐資就達3000兩。這類事例在古代相關史料中枚不勝舉，因此，古代商人捐資助學的情況絕非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