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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海林

    宋代慈善組織眾多，有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的福田院，有施醫給藥的安濟坊和惠民藥局，有負責安葬的漏澤園，有專業收養遺嬰棄兒的舉子倉、慈幼局和嬰兒局，有負責災荒救濟的廣惠倉、常平倉和義倉，還有承擔家族內互助的義莊。宋代慈善機構的發展，規模之大，設施之全，內容之廣，在中國封建社會是比較突出的。

    機構性質：官辦、官督民辦、民辦

    官辦性質。宋代之初，承襲唐代悲田養病坊的做法，在開封設立東西兩福田院，收容老幼、乞丐、殘疾之人。福田院已經不同于唐代的悲田養病坊，雖然借用佛家的“福田”之名，但是由官方創辦并負責經營管理，“所有合用錢于左藏庫見管福田院內支撥”。居養院是政府推行，也屬于官辦性質。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二十日，詔置安濟坊，由于安濟坊的設立有權臣蔡京大力支持，地方官員也樂于推廣，因而遍設此類慈善機構。惠民藥局也由官府出資創辦，并依詔令頒行一些醫書作為標準處方。

    官督民辦。漏澤園為官置公墓。《宋史》記載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漏澤園一般由僧人管理，“更有（仁和、錢塘）兩縣置漏澤園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楷櫝無主者，或暴露遺骸，俱瘞其中。……在園中置屋，以為春秋祭奠，聽其親屬享祀。官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宋代漏澤園選募的守園僧人必須具有良好的德行，而且守園僧人概由官府支付錢薪。

    民辦性質。由于政府性的社會救濟主要集中在城市而相對忽略鄉村的原因，民間慈善活動在兩宋鄉村社會的作用更為突出。民辦慈善組織也主要集中在鄉村社會。有血緣性民間慈善組織：義莊。范仲淹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私人義莊：范氏義莊，初為周濟宗族，“周給宗族、無間親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咸有所給”；業緣性民間慈善組織：義田。義田往往由富有的士人和士人出身的官員，通過捐私財設立，著名的有越州義田和四明義田。越州義田為史浩在越州為官時所置，“捐已帑，置良田，歲取其贏，給助鄉里賢士大夫之后貧無以喪葬嫁遣者，附於學，而以義名之”（施宿《嘉泰會稽志》卷《義田條》）。

    北宋初年由于政府支持，官辦慈善事業發展迅速，官辦慈善組織占主導地位，特別是蔡京主政時期大力推廣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民間慈善在賑濟救荒、濟貧恤窮、扶弱解困、公益事業等方面十分活躍，但民間慈善通過組織形式開展慈善活動并不普遍，還停留于臨時性的救濟層面。

    興辦主體：中央及地方政府、私人創辦

    中央政府出資興辦。北宋初期因襲舊制，在京城置福田院，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英宗(1063～1067年在位)即位后，又增設南北福田院，經過擴建后的福田院成為京師最大的慈善機構。政府還創辦惠民藥局和漏澤園。宋仁宗在位時，因體恤病者缺醫乏藥，頒《慶歷善救方》，同時在東京設立惠民藥局，依處方制藥施給貧病之民。后來它又逐漸推廣至全國各府州縣，置設于城廂之間，時人稱之“貨藥濟四方，甚盛舉也。”與養病坊、福田院及安濟坊相比，惠民藥局只施醫給藥，不收養留宿患者。惠民藥局由政府設立，還頒行一些醫書作為標準處方。漏澤園是政府設立的官辦墓地。由政府出面為因饑疫死亡者或因貧窮無告而葬之家者，出錢擇地，聽其安葬或由官府代為掩瘞。南宋政府明令建立育嬰慈善機構。《臨安志》（卷）中有記載：南宋淳佑七年(1247)十二月，“有旨令臨安府創置慈幼局，支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仍雇請貧婦乳養。安撫端明趙與籌奉行惟謹，于府治側建屋，而凡存養之具纖悉畢備，其有民間愿抱養為子女者，官月給錢米，至三歲住支。”這是南宋政府明令建立的育嬰慈善機構，經費主要源于官府。

    地方政府創辦。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年）頒布居養令，詔令州府救濟鰥寡孤獨、癃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者，安排其居養。嘉祐居養令的推行直接導致地方居養院的設立，宋徽宗下詔：“依京西北路以居養院為名，諸路準此”。由于政府的推動，官辦養老機構得到了快速發展，遍布全國，形成了“京有四福田，外郡有居養、安濟院”。恤老慈善事業在北宋后期達到了盛極一時的境地。安濟坊始于蘇軾創辦的安樂坊，后賜名安濟坊。舉子倉由吳興知府鄭作肅始創，始設“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此乃舉子倉的雛形。后福建安撫使趙汝愚上疏設立舉子倉。江東轉運使真德秀于南宋嘉定九年創辦建康慈幼局。朱熹設社倉，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社倉一所，社倉經費主要來源于地方官府。

    私人創辦。范仲淹創辦中國最早的私人義莊：范氏義莊。范氏義莊建于宋仁宗皇祐二年，范仲淹在平江府長洲吳縣置良田十余頃，將每年所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自范仲淹之后，許多封建官紳紛紛效仿，置田產，設義莊贍家族。宋理宗時，漳州通判王必正仿效范仲淹置辦義莊；北宋末，成都施楊休受封祿后積累二十多年，割二頃地為義莊，遵文正公舊規矩，贍養族黨。

    經費來源：政府劃撥、私人捐贈等五種

    政府劃撥。福田院主要是政府劃撥，如經擴建后的福田院，中央政府每年由庫撥錢800萬，比原來多300萬，又如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冬，東京雪寒，神宗下令福田院收容老幼貧病無依者，供養至翌年開春，“每日特與依額內人例支給錢養活，無令失所”（《宋會要輯稿》，《食貸》卷68）。

    常平倉。趙汝愚辦舉子倉的部分經費來源于常平義倉。趙汝愚建議：“應福建民戶寺觀絕產，自今并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提舉官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依原降指揮，常切驗實當官散給，務要實惠民。”（[明]楊士竒等，《歷代名臣奏議》卷）

    官員沒收的財產。江東轉運使真德秀提出將官員被沒收的田產作為建康慈幼莊的資產，召人租佃，租佃的費用作為慈幼莊運營的經費來源。因為有了沒官田產作為恒產，慈幼莊有了穩定的經費來源，“愈四十年，相仍不廢”（景定《建康志》卷23，《廬院》）。

    民戶寺觀絕戶的資產。把無主的家庭的屋產和錢財充給慈善機構作經費。仁宗令諸州府救濟鰥寡、孤獨、癃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者，安排其居養，以絕戶屋產充其費供給。趙汝愚上書以將絕戶田產、荒蕪寺院的田產召人承租，收租作為舉子倉的經費。

    私人捐贈。蘇軾始設病坊，“乃裒集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蘇軾設病坊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其個人資產，屬于捐贈。范仲淹、施楊休置田，將租種的收入供給族人，應該屬于私人捐贈。

    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14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