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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皮磊

    當歷史的單向車匆匆遠去，車輪留下的痕跡也逐漸模糊的時候，后人究竟應該如何感知過去？在眾多記錄歷史的方式中，不少人選擇了用錄音筆、攝像機來為行色匆匆的中國人留住記憶和鄉愁——口述歷史，近些年來，這種新興的歷史記錄形式在各地得到熱捧。

    由于口述歷史通常需要大量人力和資金的參與，不少基金會開始對這項帶有濃厚民間和公眾色彩的工作進行扶持，從而讓其逐漸進入到公益慈善領域。但由于其記錄內容的真實性，也有不少學者對口述歷史及其公益性提出質疑。

    “森林里的一棵樹倒下了，如果沒有人在場聽到，那么樹倒在地上時便是沒有聲音的。”或許，美國口述歷史協會主席道格·博伊德(Doug Boyd)的這番回應能道出口述歷史的意義所在。

    2016年4月10日，在北京一家小劇場，崔永元把兩部優秀口述歷史紀錄片的制作團隊請到了舞臺中央，親自為他們頒獎。《渝都續弦歌》、《走西口的生活歷程》，這兩部得獎的紀錄片均出自大學生之手，崔永元對他們相當贊賞。

    近些年來，口述歷史在各地興起，不少機構和個人都以這種鮮活的方式留下對歲月的見證。而在公益領域，一提到口述歷史，大多數人都會立刻指向崔永元和他的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2002年，作為個人，崔永元開始口述工作的搜集工作；2013年，他發起的永源公益基金會在北京成立，口述歷史資料收集成為了基金會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

    2014年年底，永源公益基金會開始著眼未來，培養口述歷史“重擔”的未來肩負者——一個名為“家·春秋”的口述歷史影像記錄計劃由此誕生，鼓勵高校學生利用口述歷史影像記錄的方法記錄故事，培養他們從身邊搶救歷史記憶的意識。

    到今年，該計劃的第三屆已經開啟，于是也有了文章開頭的第二屆頒獎儀式。除了大學生，青年導演和普通人也是該計劃鼓勵的對象。

    這些參與者紛紛回到故鄉，傾聽長輩敘述，從中緬邊境到新疆大巴扎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觸碰的主題也越來越深刻，從民族文化的傳承到歷史教訓的銘記，都被囊括進他們的鏡頭。

    但在這些獲獎年輕人的鏡頭背后，口述歷史的記錄卻不僅僅是支起攝像機那么簡單的一件事。

    為采訪絞盡腦汁

    年逾八旬的王敏清面對鏡頭做了一上午的講述，吃過午飯后正在休息。老人的身份是鄧小平生前的保健醫生。室內光線昏暗，局促狹小的衛生間亮著燈，已經變成工作室。助手小楊把電腦放在凳子上查找資料，另一位制片的電腦堆在洗漱臺上。

    這是崔永元團隊拍攝口述歷史的典型場景。

    目前，已有4000多位老人接受了采訪，如此大的尋訪范圍和影像記錄，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其中1000多人受訪后離世，使得這些影像資料更加彌足珍貴。

    對于大部分受訪老人來說，面對鏡頭講述親身經歷，并非易事。他們往往需要下很大的決心，才肯說出自己經歷的一切。比如，前幾年去世的現代女作家梅娘，崔永元團隊做了兩年游說，老人才終于在鏡頭前開口。

    梅娘是上世紀30年代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當年，文學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稱。崔永元團隊的首席記者張鈞找到90多歲的梅娘時，老人深居簡出，對于回首往事了無興趣。

    為了獲得老人的認同，經常性地拜訪成了常事，張鈞甚至聯絡了梅娘遠在美國的女兒進行說服。終于有一天，老人娓娓講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長的東北大家庭……

    為了達到采訪目的，口述歷史的記者們什么都干。他們要觀察老人的臉色，及時調整采訪時間。病了，要帶著鮮花和水果去看望。沙發壞了、窗簾壞了，也要幫助修理。記者們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采訪手冊，細到如此程度：在老人家拍攝時間長了，要交電費。

    崔永元反復強調，現在的片子都是咬著牙剪的。這意味著太多的內容難以取舍，太多的聲音尚未呈現。

    “做節目的時候，請個人，他不來，不來拉倒，再換一個，很從容，無所謂。但是口述歷史，少了這個人不行。”崔永元說。

    “我和我的團隊更像一個拓荒者”，崔永元表示，他們現在著力去做的，是把現在有價值的口述歷史資料收集起來，供后人去研究，也許50年或100年以后才有用。

    與時間賽跑

    崔永元做口述歷史的發端要追溯到2001年。當時，崔永元到日本NHK電視臺訪問，他驚訝地發現電視臺公共圖書館內有一座龐大的口述歷史資料庫，中國史料收集得十分齊全。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段從未見證過的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發表演講的30分鐘視頻。從那一刻起，他意識到搶救歷史的重要性：“只有你的歷史不再支離破碎、兵荒馬亂，你的人民才有尊嚴，你的國家才足夠體面。”

    崔永元先后前往美國、歐洲和日本探訪口述歷史研究現狀，無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還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其所收錄的口述史料，僅中國部分已遠比國內的豐富、完整。“我們的GDP趕超了別人，但對歷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愛，卻比不過別人。”有感于搶救歷史記憶的緊迫性與國內口述歷史近乎空白的現狀，崔永元2002年組建團隊，采用以人物口述、影像記錄的方式，收集保護中國近現代發展史中重要歷史領域親歷者的口述記憶，推動構建中國微觀歷史的“人民記憶庫”。

    搶救歷史的事業進行到第十年，在“我有一事，生死與之”的信仰支撐下，崔永元決定成立獨立基金會，把口述歷史還給社會、讓公眾自己投票。2013年6月，崔永元與馮侖、孫先紅、江南春等12位社會人士，聯合發起成立了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繼續開展口述歷史收集保護。

    2014年，基金會發起了“家·春秋”口述歷史影像記錄計劃，很多參與的大學生都表示，自己在過程中收獲了很多。在4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獲得最佳文字記錄獎作品《往先》的導演潘超在現場分享了自己最初參與這一項目的感悟。“我去問了很多有相機的同學，但他們對這件事都不太感興趣，后來我去打工，用獎學金買了一部相機。‘家·春秋’給了我一個啟發，就是在能記錄的時候盡量去記錄，能挽留的時候竭力去挽留。寒假我去老家拍了奶奶和曾祖母。我決定繼續做這件事，用三五年或是更長的時間，繼續去跟更多的長輩了解過去的事，把老去的回憶留住。”

    在崔永元看來，“民間歷史不只是官方歷史的補充，有時候還是一種更正。”兩年來，“家·春秋”的足跡遍及中國27個地區，以及海外的5個城市，來自101所高校的182個團隊，完成了147部口述歷史影像作品，優酷、新浪視頻點擊量累積超257萬人次。

    “做口述歷史不容易，我們這里是三多三少：題材多，許多題材要做但來不及做，許多老人要采訪但采訪永遠賽不過時間；熱情多，許多年輕人因為工作忙，都沒時間找男朋友；干勁多，大家干勁十足。”崔永元曾這樣描述他主持的口述歷史工作，“三少，就是錢少、經費少、鈔票少。”

    而口述歷史所采訪的當事人年事都偏高，做口述歷史其實就是和時間賽跑，需要搶在老人離世或者喪失記憶前，采集他們記憶中那些不為人知的珍貴的細節。在談到做口述歷史這么多年來一直都沒能給父親做口述歷史，崔永元感到十分遺憾，“我父親今年89歲，小腦萎縮，很多故事現在想說也說不出來了。”

    崔永元說，他那里每個記者的手里都有一份采訪不完的名單，平均采訪對象都在85歲左右。“經常會遇到約好了采訪對象，當我們要動身采訪的時候，家人打來電話說老人走了。有一個美國原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70歲老人問能不能寫寫他老父親的家史，得到了肯定回應后，不久前他發來論文和感謝信，很遺憾地告訴工作人員，他的老父親于兩個月前剛去世。”他說。

    口述歷史的真實性

    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據河南大學黃河學者、歷史文化學院暨近代中國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左玉河介紹，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口述歷史既包含著真實內容，也有想象的成分，不僅難以完全還原客觀的歷史，而且還摻雜有口述者的主觀成分。正因歷史記憶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歷史的真實性不斷遭到質疑。有人尖銳地指出：“口述歷史正在進入想象、選擇性記憶、事后虛飾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歷史，而是神話。”

    左玉河認為，口述者呈現歷史記憶的口頭敘述，具有即興性的特點。其口頭敘述是臨場發揮的，敘述內容并未經深思熟慮和反復推敲，語言表述帶有明顯的不穩定、情緒化和口語化特征。口頭敘述的過程是利用語言整理記憶的過程，是歷史記憶呈現的過程，而這些記憶并非有條理地輸出，而是以即興的語言來表述。其對事情的敘述不僅沒有嚴謹的紀年時間，時間概念混亂，而且顛來倒去、重復羅嗦。這些口述語言，本身很難說是真實的或虛假的，不能簡單地以此作為判斷歷史記憶內容真偽的依據。

    但即便是不準確的回憶，也很可能真切地反映了口述者當時的真實情景：只有在“深思熟慮”之后才能重構出富有欺騙性的假話。但是否可以因敘述經過“深思熟慮”就否定其敘述的真實性？“深思熟慮”的過程，既是喚醒記憶的過程，也是重構記憶的過程，既可以真實地呈現記憶中的真實，也可以根據現實利害而人為地虛構所謂記憶真實。所以，口述者在這個過程中有時間、有能力對歷史記憶加以虛構，但也同樣有時間、有能力更好地展現歷史記憶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不能以是否經過“深思熟慮”來判斷敘述內容的真偽，而應靠訪談者以文獻、他人口述加以驗證。

    在中國僅僅是剛起步

    在中國，口述歷史剛剛起步，很多人對此并不了解，因而其得到的社會關注和捐助也不如其他的公益項目。據永源公益基金會2013—2014年度工作報告顯示，2013年基金會共收到社會各界捐贈（含實物）10,302,639.28元，其中來自企業團體的捐贈為5,702,233元，占總額的55.3%；來自個人的捐贈為4，600，406.28元，占44.7%。

    2014年，基金會收到了社會各界的捐贈（含實物）14,643,345.54元，其中來自企業團體的捐贈為12,093,574元，占比82.6%；來自個人的捐贈為2,549,771.54元，占總額的17.4%。

    但在口述歷史項目之外，永源基金會同時還支持鄉村教育項目和其他文化交流項目。因此真正用在口述歷史項目的資金并不算多。根據年報顯示，2013年12月基金會撥付300萬元，2014年12月撥付250萬元，共計550萬元。其中500萬元用于2014年度項目開支，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實際開支為497.88萬元。

    而除了得到的社會關注不夠，口述歷史在中國也面臨很多挑戰。據永源基金會官網介紹，口述歷史在中國主要面臨著四大挑戰。

    挑戰一：缺乏學術學科指導。當崔永元帶領團隊以口述歷史的基本方法做電影人采訪的時候，他還不知道什么是口述歷史。當他知道了并決定開始做口述歷史時，他才發現口述歷史是門完整的學術體系、是門科學，而在中國，無論是學術規范還是操作規范，這一領域都近乎空白。萬般無奈之下，崔永元和他的團隊只能參照國際口述歷史實踐規范和《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等書籍，開始了探索中國口述歷史收集保護之路。歷經十余年，中國口述歷史雖初步有了實踐規范，但仍然缺乏學術科學。

    挑戰二：社會資源長期、系統的投入不足。口述歷史是國家記憶，其面對的是浩瀚繁雜的近百年歷史有機體，若要建立中國國家歷史記憶中心，沒有社會多元力量介入，以客觀視角、長期、系統、龐大財力物力的投入，很難維系并產生其應有的社會價值。

    挑戰三：口述歷史生態體系不完善。口述歷史若得以健康發展，需要內生或營造一個生態鏈，包括學術學科及人才培養、收集保護、研究發掘、社會性轉體傳播等。但目前中國僅僅開始了收集保護，且同行者寥寥。

    挑戰四：大眾觀念對口述歷史公益的影響。作為公益項目，口述歷史并不是一個容易獲得社會大眾認同和資助的項目。人們總是青睞于易于感動、容易看到效果的公益項目，但對口述歷史，能認識其獨特社會價值并能給予捐贈支持的人，非常少；尤其是口述歷史資金需求較大、回報周期很長，回報社會的形式和對象不具象。

    為此，基金會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比如，有選擇性地搶錄重點；資助口述歷史專業采集，不斷擴大受資助機構的數量及規模，推動重大項目口述史料搶錄收集；推動口述歷史學術學科體系建設、口述歷史專業人才培養機制等。

    當天，崔永元現場宣布第三屆“家·春秋”口述歷史影像記錄計劃啟動。第三屆“家·春秋”計劃與中國傳媒大學、溫州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師范大學五所高校合作，建立口述史影像記錄計劃基地，并與騰訊網合作，成立大學生口述歷史頻道，開拓更廣泛的培訓資源與展示渠道。這也可以看作為應對口述歷史面臨的挑戰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從2016年開始，永源基金會在口述歷史領域將向社會所有致力于或對口述歷史有收集、研究、傳播意愿及興趣的機構、團隊全面開放公益平臺，為從事口述歷史的有志者提供全資源平臺的支持和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