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近代之門，中國便進入了一個大的轉型時期，社會變動劇烈，內憂外患不斷。對于流浪人口此等“內憂”問題，忙于“外患”的清朝政府仍然給予了較高重視。宏觀層面上，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族經濟是解決矛盾、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根本方法，清政府實施憲政、厲行新政，不論主觀目的及誘因如何，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效果；微觀層面上，清政府不但秉承歷朝歷代的慈善傳統，大力推行社會救濟，更將眼光放長遠，把流浪人口治理與發展實業相結合，不但使得貧民由被動接受救濟轉向學習適宜謀生的一技之長，而且也為發展實業提供了人才來源與技術支持。

    中國傳統慈善救濟思想與制度 

    作為中國古代的主流思想、對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產生重大影響的儒家思想，以“仁政”作為根本出發點，要求統治者實行有利于人民的“愛民”政策，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漢代之后，佛教傳入中原，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之說隨之廣為流傳，其中“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說法耳熟能詳。在佛教教義中，構成慈善事業動力的思想來源是因果報應學說與慈悲觀念。在道教看來，富有者要“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矜孤恤寡，敬老懷幼”，要求人們須有惻隱之心、有利他濟人的慈善行為。

    無論是從儒家思想出發，或就佛教教義而言，抑或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學說，在珍愛生命、扶弱救貧這一點上是有著共通性的。因為這個緣故，歷代帝王大都重視社會慈善救濟，屢頒諭令，要求尊老扶幼、賑濟貧人、撫恤災患。

    在救濟制度層面上，中國較早的慈善救濟機構是南北朝時期的孤獨院。公元521年，崇尚佛教的梁武帝下詔曰：“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慈善機構眾多，組織也已較為完備。“悲田院”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與佛教淵源甚深。唐武宗滅佛之后，悲田院收歸國有，救濟貧困的責任由宗教團體轉移到了政府身上。慈善救濟事業在宋代得到繼續發展，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慈善機構已有了專門分工。有專門針對流浪乞討人員的，稱“福田院”，是唐朝的悲田院在北宋時期的延續。

    清代，官方慈善救濟事業比較發達。從順治開始，尤其是康熙之后，善政頻施。在地方上，有常平、裕備等倉，以備州縣村鎮賑災之用。而在皇權重心與政治中心的北京，更存在著諸多官辦慈善機構，如留養局、養濟院、普濟堂、棲流所、育嬰堂、粥廠、善堂等。總的來說，清代的官方救濟是以“留養資送”制度為核心的。“留養資送”，指由官方出資援助逃荒的百姓，防止其流離失所。“留養”指的是冬季向因逃荒而無家可歸的百姓供給衣食和臨時住所，使其可暫得保暖，維系其基本生存。棲流所、施粥飯廠、養濟院等機構主要就是為此所設。“資送”指的是到了春耕時節，政府向逃荒百姓發放回鄉路費，資送其回原籍，以便繼續當季的農耕生產。在京師地區，棲流所、施粥飯廠、養濟院等機構都與流浪人口救濟有所關聯，是能夠給流浪貧苦者帶來切實利益的機構。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慈善救濟無一例外都是以“養”為主，其所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是毋庸質疑的。然而，雖然中國傳統慈善救濟思想豐富，慈善救濟制度較為完備，慈善機構已成體系，但由于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和認識能力的限制，其所采用的救濟方式以“養”為主，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和保守態度，而對于“教”則不夠重視，日久生弊，容易使被救濟者生長依賴心理，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清末慈善救濟轉型

    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國門，中國開始了由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轉型，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說紛至沓來，中國數千年來占據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受到削弱，國人觀念得到發展和更新，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中國傳統的社會救濟思想開始蛻變，“以教代養”的近代社會救濟思想產生了。

    這種思想首先可追溯至太平天國時期的洪仁玕。他的《資政新篇》是向洪秀全陳述的模仿西方制度的建國草案。他在其中明確提出“至施舍一則，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譽，恐無貞節者一味忘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做工，以受所值，惟廢疾無所歸者準白日受施”。

    中國向西方派遣的留學生中，有很多成為在之后的中國政局中頗具影響力的官員和士紳。他們游歷西方各國之后，在各自的游記或著作中對西方慈善救濟事業加以詳細描述和推介。而在華傳教的西方人士也在中國設立了名目眾多的慈善機構，他們的救濟模式無疑給中國的社會救濟帶來嶄新的思路。比如美國女傳教士在1869年設立的挽救娼妓的“濟良所”，旨在教她們讀書、寫字和技術工藝，并幫助成家，此即為一例。西方社會對于弱勢群體的與中國傳統慈善措施不同的救濟方式，使國人開始反思我國傳統“以養為本”的救濟方式是否存在弊端。國人認識到“凡街市乞丐、無業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淺近手藝，至藝成足以自養而后令去。不徒養之，而又教之。蓋養之者，飽暖一時；教之者，飽暖終身也”。這實際上也是我們今天主張的對于貧困地區不能一味“輸血”而應當培植“造血”功能的思想淵源。 

    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國，在外來商品沖擊和工業大生產模式下，中國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傳統農業手工業受到嚴重影響，國人痛定思痛，認識到推廣工藝、振興實業、倡導國貨的重要性。尤其是1903年，清政府開始實行新政，設立了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緊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及獎勵實業的辦法。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十分有利于推進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繁榮。

    結合流浪人口數量龐大與振興實業兩大重要問題，1904年，時任陜西道監察御史的夏敦復開出了一劑良方。他上奏朝廷，建議推廣工藝：“現在京師地面，雖已設立工藝廠數處，然均為抵制洋貨起見，雇傭工人有限，而于無業游氓，沾被尚鮮，以至鵲面塢形之輩，游蕩無籍之徒，仍復接踵于道。……相應請旨飾下商戶二部，會同順天府五成御史，博采章程，廣籌經費，多立廠局，切實舉行，專收無業之民，咸令各習一藝。”將在京師地區流浪的無業游民吸納進實業工廠，學習技藝，不但為他們培養了生存之技能，更為我國實業發展提供了人員保障，可謂一舉兩得。同時，夏敦復亦提出了工廠所得利潤的分配方式的建議，即將利潤的大部分分配給工人，不但是作為酬勞，更是作為他們出廠之后能夠自營生計的資本；剩余利潤留給工廠，作為以后再次招收工人使工廠繼續運作下去的資金。

    對于如何實踐“以教代養”思想，時人提出多種主張。有主張借鑒西方經驗，設立各種專門的教貧局、恤貧院等機構，收養災民及各種無業貧民，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教之以種類不同的謀生技能，或算學、文字、商務，或木工、石工、農家技藝，或縫紉、裁剪等等。慈善思想家經元善的方法是設立工藝院。院中既推廣中國已有之工藝，又創興中國未有之工藝，以學習外國先進生產技術。他建議將善堂改為工藝院，或在育嬰堂“各設小工藝所，稗孤兒長成，可謀生成家，孺婦得資，可贍育后嗣”，均進而指出設立工藝院是救濟貧民的一項根本之策。

    清政府在實際實施中，創設了眾多救濟教養機構，包括習藝所、工藝局、內外城初級中級教養工廠、貧民養濟院、首善工藝廠等等。

    現實借鑒意義

    我國農村人口占有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很多農民因土地貧瘠或失去土地而到城市謀求生存，他們成為我國城市流浪人口的主要來源。而解決城市流浪人口的生活問題，根本之道還是通過職業技術培訓使他們掌握一技之長以謀生計。農民職業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然有些地區的村里設有農民學校，但大部分都是流于形式，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資金問題上，農民培訓的經費主要依賴國家和地方政府投資，行業、企業等社會力量少有參與，培訓經費短缺是制約中國農民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我國的農村教育只是針對處于農村地區的人。對于城市流浪人口而言，他們只有被救助站送回原籍之后，才能夠有機會參加到農民職業教育培訓中去。而我國的工廠企業往往建在城鎮，且多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即農民經過職業培訓之后還要再次奔赴沿海經濟重鎮，踏上求職苦旅。如此往來，費時費力，猶且不能保證一定能夠就業。

    不妨回頭看看清末的救濟教養機構。其就地收容流浪人口，既使得他們得到了及時的溫飽救濟，又使他們能夠就地學習技術，而這些機構本身多數是清末倡導發展實業的產物，生產的對象既合乎市場需要，又緊跟歷史潮流，流浪者在其中既能學習到理論又可進行實踐，他們學成之后即可就近就業。同時，他們的學習不但完全免費，而且在學習期間可得到一定的酬勞或基本生活費。此當作為我國現今城市流浪人口治理的借鑒。

    （據《法制與社會》）

    ■ 彭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