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千年的發展歷程，閩商已遍布世界各個角落，與當地居民共同組建了新的生活空間。然而，無論閩商走向何方，他們作為閩地人的濃厚故園情結卻從未流失，因為他們“經商打拼的共同動機是對家鄉的摯愛，故鄉是閩商四海闖蕩的起點”。隨處可尋閩商為家鄉所作的無償捐助。從古到今，這種深厚的桑梓情懷直接促進了福建慈善事業的興盛發展。

    閩商慈善事業的淵源

    早期閩商往往是迫于生活所困而被動以經商為業的，由于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歷史因素，他們并不能擁有一個自由的經商環境。史書所記載的古閩商其實并不風光，反而常將之與“盜”、“寇”相提并論。閩商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形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幫會，并推舉有能力的人為領袖以扶持幫中事務。幫會上下以及會員之間的互助、講義氣便成為閩商與生俱來的特征，閩商慈善行為的發端與這種族親或鄉民情誼息息相關。

    閩商的偶發性慈善行為是與閩商的成長始終相伴隨的，而史書中明確記載的成規模的閩商慈善事業則發生于明朝末年。明崇禎元年（1628年），福建發生旱災，處處饑荒，生靈涂炭，地方官員束手無策，海商首領鄭芝龍大膽獻策并毅然捐資，“招饑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茇舍、開墾荒田為生。”

    饑民免遭災難，還促進了臺灣島的開發。鄭芝龍本是當地海盜，后來受招安，得以合法掌控東西洋貿易制度的運作，一時成為海洋世界的唯一強權。福建頻現移民熱潮，不管是從外地遷進，還是從本地遷出，皆呈現群體式或家族式移民特征，在客觀上推動了互助會或慈善會的產生。清代以后，閩商慈善行為蔚然成風，爭先成立善堂、善會，如義倉、義塾之類的民間慈善組織，大多由閩商捐資設立，并由其管理和運作。即使是官辦性質的育嬰堂、普濟堂，盡管名義上是官紳出資設立，但“商捐”則是其日常經費的重要來源，商人的勢力往往決定當地慈善組織的規模大小。《安海志》記載曰：“合鎮貧乏家，孤寡有月資，病有醫藥，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濟急扶危，遂以開一郡未有之善舉。”

    類似的慷慨人士多有記載，但有的并非純粹的商人，僅僅是從事了某些買賣活動而已。無論是否純商人身份，參與這類善事的總是不乏其人。試舉若干例子：“林清，字自源，懷安人。性樂善，自歲除必袖金數十囊，潛行里巷間，有貧而愁嘆怨泣者，即擲金門內，不使其知也。”

    “施綸，字克端，閩縣人。性慷慨樂義。少善賈，類貲巨萬，輒施親故之貧者。”

    從思想淵源而言，閩商行慈善的原初動機來源于儒家的仁義思想與宗法思想。福建自古多移民，很早就將中原文化引入，始終傳承著儒家的核心價值體系。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提倡“仁愛”思想，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的“仁愛”并不等同于墨家所提倡的“兼愛”，“仁”是發自本心的，是從愛身邊最親的人開始，最終達到愛天下人的境界，這就與儒家的宗法觀念緊密聯系了。在傳統社會，宗族內部的互助友愛已經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所以慈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即來源于這種宗族親情。就福建而言，不同宗族各自聚居而成村落的現象十分普遍，同一宗族內的家族不僅互相團結以抵抗外族，而且形成了富而濟貧的自覺意識。考察史料可以發現，古代各類民間救濟，往往首先出現于宗族內部，上文所舉例子便是很好的證明。閩商自小已受這種族親氛圍的深刻影響，因而無論是經商還是行善，皆體現出濃厚的宗族意味。早期閩商的慈善事業體現出小集體主義的幫襯扶持意義，其主要出發點是為了商幫內部發展的需要，其慈善行為也呈現出偶發性、狹隘性的特征。從鄭芝龍的例子又可以看出，閩商從一開始便具有與官方政府相依賴的特性。

    古代商人地位低下，其善舉往往無法載入史冊，早期閩商的命運尤其如此。盡管閩商自誕生起便具有好善樂施、扶持宗親的個性，但這種慈善行為往往局限于小群體范圍內的資助，并不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效應。同時，閩商與封建官府之間的矛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阻礙了閩商的內地發展，而促成了閩商在海外市場的巨大成就，也導致其慈善事業的僑資化轉型。

    閩商慈善事業的近代轉型

    傳統閩商大多靠海洋發家，但因受到海禁等政策的制約，要壯大自身勢力實非易事，因而其慈善事業也是艱難前行的。翻看史書，能行慈善的主要是一些大商，尤其是一些海外經商的華僑。早在18、19世紀，閩人便熱衷于東南亞的市場開發。但由于殖民政府的統治，東南亞移民的教育、醫療衛生環境十分惡劣。閩商本著自身群體利益的基本需求，開始了興辦學校和醫院的慈善事業。隨著勢力的增強，他們甚至得以參與市政建設，不僅使華人受益，也惠及其他族人和整個東南亞社會。僑居在外的閩商，無論創業多么艱難，其慈善活動卻能一直延續到今天。從19世紀末到上個世紀中葉，無論是民族危亡之際，還是民族崛起之際，海外閩商始終不忘捐資扶持家鄉，開創了中國華僑回饋桑梓、獻身公益的先河。以陳嘉庚、胡文虎等為代表的近代著名閩籍僑商，即是其中之典范。

    陳嘉庚于1874年出生在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的一個華僑世家，當時的集美居民因不堪忍受封建官僚以及外國列強的剝削，紛紛到南洋尋找新的出路，陳家祖輩亦是如此。

    1890年，陳嘉庚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開始了經商的生涯。1894年，回鄉娶親的陳嘉庚出資二千元建立惕齋學塾，捐資興學的人生理想由此展開。除了助學之外，陳嘉庚亦在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積極參與，不僅自己慷慨捐資，而且組織華僑捐資，在福州光復等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陳嘉庚而言，為祖國做點貢獻是理所當然的責任，他將一生的心血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宣稱其生意及產業逐年所得之利，盡數寄歸祖國，以充教育費用。

    當他1958年患病住院時，首先考慮的依然是教育，在病中口授遺囑，將他當時的余款、利息及今后捐款的各項收入，都充作集美學校的教育基金，而諸子孫未取一分錢。支撐這種無私行為的是陳嘉庚對祖國的無限熱愛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士大夫情結。

    有著“萬金油大王”和“報業大王”之稱的僑商胡文虎，是閩商中又一位富有慈善熱情的傳奇人物。作為商人，胡文虎以自己的智慧創造了東南亞的商業奇跡；而作為華僑，他認為愛國是一個人的天職，在抗日戰爭中領導海外華子共救國難，做出巨大貢獻。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東南亞一帶產生了各個行業的閩商富豪，除了陳嘉庚、胡文虎之外，如“木材大王”李清泉，“汽車大王”謝建隆，“糖業大王”黃仲涵，“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林紹良等等。他們在海外創業的同時，時刻不忘家鄉、親人，始終將家鄉事業當作自身的責任，為家鄉的經濟發展以及教育和社會福利等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陳嘉庚與胡文虎的近代閩商慈善行為與古代閩商的慈善行為一樣，都體現了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仁愛精神，但在特殊年代，他們都表現出了為祖國命運而抗爭的愛國情懷，因而十分看重教育事業。正如陳嘉庚所言：“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絀，……言念及此，良可悲已。”

    陳嘉庚一生頗為熱愛國學，在性情上也更貼近傳統士大夫的儒者風雅；而胡文虎因自小生長于南洋，在性格及行為處事上帶有更強烈的現代色彩。胡文虎式的慈善不僅是一種仁愛的表征，也是一種融義利于一體的現代商業理念，開啟了現代閩商的慈善先鋒。

    閩商慈善事業的現代轉型

    在外在環境的制約下，近代閩商大多是迫于生計的被動式崛起，其慈善事業也往往隨著自身企業的沉浮而起伏不定，帶有很強的不確定性與不可持續性。現代閩商則完全擺脫了上個世紀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無論是自身發展，還是為社會行慈善，相對地體現了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隨著國內改革開放政策的興起，無數海外閩商以更大熱情投入到家鄉乃至整個大陸的投資潮流中，而福建本土也迅速涌現出一批批閩商，他們共同譜寫著閩商慈善事業的現代新篇章。

    與傳統閩商一樣，現代閩商亦滿懷投資家鄉、捐助家鄉的濃郁桑梓情結。他們的愛心滲透到各個方面中，除了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各種傳統公益事業外，還興起了地方民間慈善組織、各類慈善基金會等等，使慈善事業進入系統化、長期化的可持續發展階段。例如，“福建首富縣”晉江，早在2002年12月18日便成立晉江市慈善總會，成為全國首家縣級民間慈善機構。海內外的晉江人紛紛加入，不到一年，慈善總會已獲得慈善基金近兩億元人民幣。晉江的民營企業家是其慈善機構的主力軍，甚至親自擔任領導職務，以更好地引發公益作用與集資效應。

    無論是成立大的慈善基金會，還是組建小型慈善組織，現代閩商都散發著傳統人性的優良美德。但作為現代閩商，他們的更大貢獻在于為中國慈善事業開啟了引領潮流的新氣象。

    中國的慈善事業已經進入一個高度成熟的時期，然而，其未來的發展道路依然漫無邊際，捐股這種慈善新模式的探索更顯得意義非凡。閩商能夠在各個時代潮流中引領風氣之先，這既是傳統閩商優秀品性的不斷延續，又是閩商開拓進取、義利兼容思想的現代詮釋。

    ■ 林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