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初的2002年，對于中國公益事業來說是平淡的一年，但卻是不可忽視的、承上啟下的一年。在這一年，企業與公眾的慈善意識開始覺醒——盡管是以一種質疑的方式。

    媒體人方進玉調查指證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一億元，違規投資并巨額虧損。

    因各種原因，該報道未刊出。但香港《明報》隨后進行了系列報道。

    實際上，公益機構投資的事情本無可厚非，但在相關規范和監督缺位的2002年，深陷質疑又在所難免。

    彼時，我國公益機構實行“零成本”運作。有學者計算：以希望工程為例，救助一名失學兒童需要完成20多道工作程序，每一道程序都離不開錢。比如，每接受一份捐款，給捐款人打印收據和信封的費用就是1.38元。每資助一名孩子，要把捐款人的400元足額發放到孩子手中，基金會就要另外拿出40元作為“匹配資金”,用于受助學生給捐款人復信的郵資、受助地方與孩子的聯絡費用等。另外，基金會用作籌資宣傳、項目管理、工作人員的工資、辦公用房的房租水電等費用，都是從青基會的投資增值中獲得的。

    國際上凡是通過公眾募款開展資助活動的機構，通常都可以提取捐款額的20%左右作為行政管理費用，而彼時中國的法律卻規定不準。假如沒有捐款的增值，機構將無法運行。僅靠銀行存款所收利息，很難維持機構運行費用所需，故而投資增值不可不為。這也成為青基會自辯時的最重要依據。

    從好人好事到慈善公益，從“零成本“到合適的管理費用，公益慈善事業究竟該如何運作，以一種質疑的方式進入公眾視野，開啟了全民公益慈善理念大討論的序曲，為公益慈善意識的覺醒打開了一道大門。

    新生的現代慈善事業需要全民慈善意識的覺醒，需要在公益慈善領域達成基本共識，誕生一年的《公益時報》恰逢其時，開始不斷以公益報道傳播公益理念，始終關注公益慈善事業的最新發展趨勢。

    通過一篇篇報道，公益常識重建之路已經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