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國遭受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災害，引起全社會甚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這場災害就是人們“談之色變，避而遠之”的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俗稱“非典”。SARS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同時，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場考驗全國人民的災難，也客觀地推動了中國慈善事業制度化的進程。

    2003年4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對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向防治非典事業捐贈的現金和實物，允許在繳納所得稅前全額扣除。”4月29日，北京地稅局即通知，抗非典捐贈在繳納所得稅時全額扣除。

    “這是我國首次做出針對突發性、特殊性公共衛生事件出臺稅收優惠政策。”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副司長鄒銘說，此次政策的出臺對提高社會力量捐助積極性的作用顯而易見，同時，大大地促進了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而在這次突發性SARS公共衛生事件之前，包括1998年的抗洪捐贈在內的所有捐贈活動中，我國政府都沒有如此徹底的稅收優惠政策。

    此舉極大激發了民間捐助熱情，最終非典捐贈善款接近40億元。

    《公益時報》全程追蹤，不僅記錄了社會捐贈、公益組織參與的具體情況，及時傳達相關捐贈政策，公示捐贈信息，還推出了抗擊非典特刊，發行50萬份。

    在大災大捐贈的同時，捐款應如何捐、如何支出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現代基金會在中國開始萌芽。

    中國的基金會兼具國外公共籌款機構和運作型基金會的特點，集籌募資金、運營增值和開展公益活動三項功能于一身。自行運作公益項目是中國基金會的一大特色，是其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方面。不過，改變正在發生。現代基金會的管理嘗試帶來驚喜。

    2003年，中國扶貧基金會采用矩陣式的管理結構，以品牌項目為籌資核心，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取得了突出成效。全年實現收入10056.7萬元，比2002年增加45.8%,其中籌集項目資金和物資9220.3萬元，比上年增加44.9%；全年總支出為10340.3萬元，比上年增加97.9%,其中項目支出為10071.2萬元，比上年增加131.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項收入和項目投資均大幅增加的同時，基本支出卻大大減少。

    據分析，2003年中國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共計23萬家，但這些并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的NGO。彼時中國正處于轉型期，NGO受到了來自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的影響，造成NGO發展的畸形狀態：他們跟政府的聯系很密切，是政府的附屬機構，非政府性表現得不充分；真正動員志愿者的能力很有限，志愿性表現得不充分；受政府和企業的影響比較大，自治性也不充分。

    但無論如何，中國現代基金會在2003年已經開始起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