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體報道佛山一名14歲童工于睡夢中猝死在出租屋內。

    其實，我國采取了國際上相對嚴格的童工標準，即嚴禁招收未滿16周歲的人。可頗為遺憾的是，國家相關政策卻對16歲以內的兒童（特別是貧困兒童）未提供相應完備的保障措施。

    其實，這一事件警示了我國依然存在童工現象，這樣的狀況更多體現了我國法律與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也顯示出我國童工現象中的一個怪圈——我們基于道德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過高的目標，在無力杜絕問題產生后，又缺乏有效制約。

    而此前媒體報道過的涼山童工現象，以及零散發現的童工案例，根源還在于絕對貧困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與此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救濟網絡也不算完備。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企業大規模使用童工的出發點，也在利潤微薄的低端加工產業鏈上。雇傭方借助貧窮家庭童工的劣勢地位，進一步盤剝童工，支付低工資，往往還通過暴力和虐待而控制他們的自由。

    客觀來說，對比中國和美國的童工問題，按人口比例來算，我們的童工問題并不突出。而且，我國隨著勞動法的實施，義務教育的改善，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抑制了童工的供給和需求，使得童工問題并未成為一個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即便我國法律中對于童工問題的規范并不充分，在面對極端個案時頗無效力，也暫時沒有緊迫修改法律的必要。

    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童工問題，我們就該袖手旁觀。在社會發展中存在不足的時候，在我國法律與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時，真正解決童工問題，更依賴于觸及問題背后的社會根源，即真正保障兒童的義務教育，同時通過對貧困家庭的保障，避免父母強迫兒童外出打工。

    資深公益人士

    姚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