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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進一步明確了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資格。 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法律對訴訟主體資格規定不明確，使得掌握了國內大量環境問題信息的環保公益組織很難提起公益訴訟。但新《環保法》的出臺使得環境公益訴訟的大門就此打開。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下文簡稱“綠發會”）。 新《環保法》實施至今，綠發會共提起54起公益訴訟，立案39起，判案5起，其中最受人關注便是一波三折的內蒙古騰格里沙漠污染案件，以及全國首例由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獲勝案件。至此，“環境公益訴訟”成為中國綠發會身上一張醒目的標簽。 作為知名度躥升的環保類基金會掌門人，周晉峰在求學和經商方面有著極為豐富和耀眼的個人履歷，但一直行事低調，游離于主流輿論的視線之外。近日，《公益時報》記者采訪了周晉峰，而這也是他10多年來為數不多的受訪。對于綠發會在新《環保法》實施后的“狂飆突進”以及新《環保法》對國內公益組織的影響，周晉峰有著獨到見解。 54起公益訴訟 僅判案5起 《公益時報》：如何評價去年開始實施的新《環保法》？ 周晉峰：新《環保法》最有價值的一面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正式形成，它第一次引入代表公共利益的社會組織，以法律的手段實質性地介入環境治理。而這個變化是根本的。它第一次明確社會組織可以代言公共利益，把公共環境問題，完全依照法制的程序進行解決，這就減少、解決、避免了很多環境方面的公共沖突，以及重大環境事件。我們知道，因環境引起的群體事件呈上升趨勢，而且已經成為群體性事件排名第一的類別，那么新《環保法》有效地解決了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主體這一難題。 環境公益訴訟的有效實施，所產生的效果已經突破了案件本身。已訴的這些案件，對類似的企業、政府部門以及全社會，都起到了很好的警示、示范作用。企業可以行動起來，防微杜漸；政府部門則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說明本來它應該管好的事情，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管好。提起訴訟之后，社會力量為了公共的環境利益可以參與其中，并且具有極大的約束力。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環境訴訟制度在公開、透明、獨立的情況下運行，杜絕人為操縱。 《公益時報》：截至目前，綠發會共提起54起環境公益訴訟，但立案的是39起，判案僅5起，這說明什么？ 周晉峰：我們確實提起了很多，但判案的只有5起，比例并不高。那些沒立案或沒判決的，有的涉及到社會敏感問題，有的涉及到群眾重大利益，有的涉及到地方政府和企業，造成案子不能較快地進入法律程序。客觀上講，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所涉及的對象，特別是我們提起訴訟最早期的這些對象，具有復雜性，從法律適用到責任認定，到損害賠償，到相關的理論、實踐都不充分。 《公益時報》：能談談其中面臨的具體問題么？ 周晉峰：在我們提起的這50多起案子里，有30多起都是當地第一例。比如說對古村、植物、海洋污染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以前是沒有過的，至少是當地省份的第一個案子，當地司法部門以前都沒接觸過，從立案、審案到判案，在客觀上具有相當的復雜性。第二是問題難以解決，有的是（環保）技術不過關，有的是企業經濟運行情況不允許，有的是地方上的各種因素，所以司法部門往往很難采取立即行動。 《公益時報》：面對這類情況，綠發會持有怎樣的態度？ 周晉峰：對于其中相當一部分情況，我們表示理解，但也在積極地推動，各種理由、借口都不能阻止我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都不能夠停下我們對于公共公眾環境利益的維護，因為法律賦予公眾和我們這樣的權利。 《公益時報》：從基金會的角度看，你覺得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如何能做到平衡？ 周晉峰：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也充分地關注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力圖做到更全面和更深刻的溝通，也因此提出了一個觀點，叫“有限治理”。我們并不覺得完全徹底地關掉一個污染企業才能解決問題。簡單的停止、關閉、廢除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要整體的環境代價最低，對于生態的破壞最小。 嘗試更多領域、 更多訴訟對象 《公益時報》：綠發會的公益訴訟有一個共同點：被告大部分是企業，有沒有嘗試過以政府部門為主要被告類型的訴訟案件？ 周晉峰：現有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準許社會組織告企業，但我們也做了其他嘗試。比如說，千年古村馬固村的公益訴訟案，被告除了村委會，還有文物局，我們覺得它責任重大。但是，嚴格說起來，現在重點還是要求我們訴污染制造者、環境破壞者。不過，我們現在起訴的案件，絕大多數對于當地的政府部門都有極大的震撼。 《公益時報》：震撼到它們的是什么？ 周晉峰：它們普遍覺得企業因為環境問題被起訴之后，嚴重影響了當地的招商引資。通常情況下，政府希望像保護自己孩子一樣把當地企業保護得好好的。但是現在看來，他們“拍拍胸脯”不管用了。 《公益時報》：你在很多場合都提到文物保護這個案子，對于綠發會來講，它有怎樣的意義？ 周晉峰：這個事件具有極大的普遍意義。第一，它對于新城鎮建設、新農村建設如何結合傳統文化保護、傳統建筑保護、傳統生態保護，具有極為廣泛的深遠意義；第二，對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適用范圍是一次突破。經過我們的實踐，我們希望環境公益訴訟的領域要學習這種精神和做法，進一步去拓展，現在急需拓展的是食品領域的環境公益訴訟。 食品安全是公眾關心的重大問題，而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問題也是比較普遍的。由代表公共利益的社會組織參與，將會開始一個新的局面，因為社會組織數量多、視角寬、束縛少。就像環境公益訴訟，大家剛開始有疑慮，有環保部、環保局和專業組織，還用得著社會組織嗎？實際上，我們在既有的格局下參與其中，是一種新的力量，而且事實證明將釋放巨大的能量。如果這件事能成功，我們還將積極向更多的領域探索，堅守我們代表環境公共利益的角色。 “企業委婉地跟我們說不捐了” 《公益時報》：聽說環境公益訴訟對基金會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周晉峰：首先對我們的募捐工作有巨大的影響——有很多企業本來愿意給我們捐款，后來就委婉地跟我們說不捐了，說這會影響到他們的形象。環境公益訴訟是帶有一定沖突和矛盾的。企業希望善款的接收方是那種平和的、受歡迎的單位。如果我們只是做生物多樣性保護，他們一看不會惹事，那就可以捐錢。有不少單位明確跟我們說，本來要捐款，后來一咨詢說我們環境公益訴訟做的很多，就取消了。 另外，對我們員工心理壓力也挺大，有被訴的單位公開用威脅的口氣說：“你們這幾個人，我們都已經查清楚了。”雖然沒有接著說出下半句，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7月份，我們一個辦公地點的圍墻被故意撞壞，工作人員也受到了恐嚇和威脅。所以環境公益訴訟，對我們的員工，對其他的工作，都帶來一定的壓力。 《公益時報》：綠發會每年的籌款額大約多少？ 周晉峰：大概也就2000萬左右，這和我們的工作其實很不相稱。環境公益訴訟對于我們自身都有很大的壓力。但是，我們必須得積極做，因為它對于公共環境利益的維護確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公益時報》：除了企業捐贈，綠發會還有其他的籌款渠道么？ 周晉峰：我們從2015年以來就開放接收公眾的直接捐款，所以在一些公共平臺上的募捐取得了長足進步。在捐款人數上，我們也有質的飛躍。原來一年也沒幾個人捐款，現在一年至少是過萬人的。在金額上，原來的個人捐款額，比如說在2014年，還是非常非常小的數字，但到2015年和2016年有了幾十倍的增長。在知名度、影響力、社會公眾對我們的支持上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兩年群眾的捐款數額都有顯著的增長，雖然這個數額和企業比起來還不夠大，但是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增長的速度和比例都是比較大的。 ■ 本報記者 張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