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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8版）

    委托人權利應保證

    2016年9月1日，中國平安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設立了“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該信托計劃委托人為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和平安保險（集團）有限公司的8名高管（自然人），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信托資金來源于平安集團下屬多家公司的定向捐贈，受托人為中國平安信托有限責任公司，通過信托資金保值增值之后再投向項目執行的公益機構，以達到慈善目的。

    這個看上去并無任何不妥的慈善信托模式卻被有些專家認為是在將慈善信托開倒車。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表示：“這個慈善信托模式中，捐贈人的慈善信托權利被剝奪了。捐贈者捐贈給慈善組織成立基金，而后由慈善組織委托信托機構進行慈善信托，這個信托計劃跟捐贈者就沒了關系，是由作為獨立法人的慈善組織進行慈善信托，無形中剝奪了捐贈者的信托權利。”

    “如果是通過慈善信托做公益，就應該讓財產所有者參與到信托計劃當中，否則是慈善信托在中國的倒退。”徐永光表示。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姜雪蓮也表達了相同看法，她說：“捐贈人捐贈財產給基金會，然后由基金會給信托公司，此時捐贈人與信托資產已毫無關系，而慈善信托中又沒有要求必須設立監察人，委托人就應該有一定監督權利，捐贈人通過捐贈給基金會設立信托計劃，反而沒有了監督權利，這有些不太符合慈善信托發展的方向。”

    但這些在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楊欽煥看來，并不準確。

    楊欽煥認為，“委托人權益得到保證確實十分重要，但設立該慈善信托時他們就已經想到了一個“雙保險”。”

    “首先，慈善信托中捐贈方與基金會簽訂的是定向捐贈協議，協議中充分保障捐贈方權益。其次，針對該慈善信托設立專門的理事會，理事會由受托人、委托人、定向捐方代表和業內專家共同組成，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了委托人的利益。”楊欽煥說。

    基金會大多呈觀望狀態

    中國扶貧基金會是較早開始嘗試慈善信托的基金會之一。

    2015年，一筆巨額資金欲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設立慈善信托，再展開項目執行，最終還是通過捐贈設立專項基金的方式進入到中國扶貧基金會，慈善信托未能完成。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丁亞冬看來，這樣一筆巨額資金沒有設為慈善信托，通過捐贈形式，扶貧工作可以做得更廣。

    “如果不是慈善信托，直接捐贈設立基金，只要基金會理事會認可，同意授權后就可以進行公益項目，這樣做反倒比慈善信托公益范圍更大，方便快捷。”丁亞東說，“捐贈者不管是一次性注入資金設立基金，還是每年注入的方式，基金會在資金使用過程中也會進行監管，會根據資金使用情況制動撥付計劃，對捐贈資產進行保值增值，這已經類似慈善組織作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模式。”

    對于慈善信托的發展，丁亞冬覺得，普通公眾捐贈10元、100元，通過公眾平臺直接參與慈善顯得更為便捷。下一步，中國扶貧基金會也并不打算做公眾層面的慈善信托，而更多愿意進行高凈值人群慈善信托計劃。

    “通過與富人慈善、家庭財富管理結合，大筆資金設立慈善信托，能夠拓展我們現有捐贈量和分別出捐贈合作伙伴界限，這樣來說意義最大。”丁亞冬說。

    阿拉善SEE基金會是中國本土最大的環境保護組織，2008年由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發起成立，致力于資助和扶持中國民間環保NGO的成長，打造企業家、NGO、公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化保護平臺，可持續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最近，基金會剛剛簽完一億元的捐贈協議，這筆資金做成慈善信托還是設立專項基金，阿拉善SEE基金會仍在考慮之中。

    這在該基金會副秘書長張媛看來，作為慈善組織最終都是達到慈善目標，能通過簡單方式達到則更有優勢。

    “設立專項基金對于捐贈人權益來說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通過理事會監管、專項基金管委會投票就可以保障捐贈人權益和公益項目執行效果，并對捐贈資產保值增值，設立慈善信托涉及信托專用賬戶、民政審查備案，反倒麻煩。”張媛說，“現階段，捐贈免稅也有法可依，但慈善信托免稅條文尚不明朗，這樣反而使慈善信托顯得沒有優勢。”

    據《公益時報》記者了解，目前，阿拉善SEE基金會正在號召所有會員企業家捐出1%的股權，現階段已經有6名企業家承諾捐獻，但捐贈資金到底是以慈善信托方式還是捐贈方式呈現，并沒有結果。

    免稅、非貨幣暫無優惠條款

    《慈善法》第五章第四十四條之規定，“本法所稱慈善信托屬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將其財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義進行管理和處分，開展慈善活動的行為”。

    該規定中對委托人財產并未有清晰界定，這意味著用貨幣類與非貨幣類設立慈善信托均可。

    據《公益時報》了解，《慈善法》實施后9家信托公司推出的10支慈善信托，均為貨幣類信托財產，而更多非貨幣類財產設立慈善信托現階段則面臨較高賦稅和相關制度缺失。

    2009年2月12日，曹德旺在福建證券監督管理局福建轄區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表示，計劃捐出家族持有福耀玻璃中70%股份約7億股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按當時市值折算近35億元人民幣。但當時國內還沒有通過股權捐贈成立慈善基金會先例和相關法規，河仁慈善基金會在注冊、納稅和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等遭遇體制障礙。

    當時有專家測算，如果7億股份股權折算35億元人民幣捐贈完成，所交賦稅需數億元之多，這顯然不太符合捐贈初衷。

    2010年，最終曹德旺決定出資2000萬元，在國家民政部登記注冊成立何仁慈善基金會。

    時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現為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的鄧國勝高度贊揚了曹德旺的股捐，稱其推動了相關政府的變革，為未來企業家、富人捐贈股票趟一條新路。

    而2015年，重慶市沙坪壩區張阿姨想將其下一間門面捐贈給重慶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也遭遇高額賦稅，使得張阿姨和受贈方感到猶豫。通過向稅務部門咨詢，捐贈過戶完成，這間40萬元門面需要繳納超7萬元賦稅。

    《公益時報》記者在查閱相關規定后發現，據1999年，國家稅務總局頒布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收入，除國務院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規定免征企業所得稅的項目外，均應計入應納稅收入總額，依法計征企業所得稅”。

    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副秘書長王丹表示：“慈善信托是新生事物，和捐贈一樣都需要去探索推進，特別是非貨幣類設立的慈善信托，其賦稅如何繳納和減免，這些細則應該盡快出臺，保障慈善信托健康有序發展。”

    相對于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副秘書長王丹的擔心，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對非貨幣類慈善信托則看得更為樂觀。

    “非貨幣類資產作慈善信托將會成為今后的主流。”徐永光說，“高凈值人群資產大多存在形式都是非貨幣，只有當非貨幣進入慈善信托，這個行業才有可能大發展。”

    “未來十年，將會進入到第一代富豪的財富代際交替傳承時期，將會有更多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出現。十年內，慈善信托增量估計達到1萬億人民幣。”徐永光補充道。

    對話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

    《公益時報》：怎樣看待慈善信托？

    金錦萍：目前，信托在公眾中存在一個誤區，認為信托是理財產品、理財工具，這是一種誤解。慈善信托不僅僅是慈善財產的一種經營管理方式，而是跟慈善組織一樣都是從事慈善事業的一種途徑，是信托制度在慈善領域的具體運用，這是今后需要做大量工作普及的知識。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怎樣獲得稅收優惠政策？

    金錦萍：由于《慈善法》規定的慈善信托在規則上并不充分，與民事信托之間的差異不大，所以按照《慈善法》設立慈善信托，不意味著就能獲得稅收優惠。不能既希望信托設立和監管環節便利，又能獲得稅收優惠。要獲得稅收優惠，還應符合財稅部門的標準，并受到嚴格監管，充分披露信息，達成權利和義務的對等。

    《公益時報》：慈善組織能否成為慈善信托受益人？

    金錦萍：從法理上而言，慈善信托是沒有受益人的，只有給付請求權人。但是慈善組織作為“受益人”并不違反慈善信托的原意。慈善組織可以從慈善信托中得到資金，但并不以受益人角色出現。慈善組織要么作為公益項目執行人(在法律關系中往往作為受托人或者受托人的代理人)，要么作為慈善信托的受資助方，獲得慈善信托撥付的資金去做公益項目，最終實現慈善目的。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如何保證委托人權益？

    金錦萍：當前為了解決稅收優惠問題，往往采取讓委托人先將資金捐贈給慈善組織，然后通過慈善組織作為委托人再成立慈善信托。如此運作之后，慈善組織在慈善信托中則成為了委托人角色，而原先的委托人成為了慈善組織的捐贈者。潛在風險有兩種：要么慈善組織成為管道，其成為捐贈人的傀儡，代替捐贈人按照其意愿行使委托人權利;要么捐贈者已經與慈善信托沒有關系，捐贈者將財產捐贈給基金會設立慈善信托，慈善信托委托人主體也變成了慈善組織，那么應當由委托人行使的權利，現在交給了慈善基金會去行使，怎樣確保慈善信托中原先委托人權益和意愿被尊重，成為難題。信托制度雖然靈活，但不能忘記原本初心。

    《公益時報》：慈善信托推動《慈善法》發展？

    金錦萍：慈善信托本身無法完善《信托法》中未完善之處，慈善信托依然要適用《信托法》和《慈善法》。針對貨幣之外的其他財產設立信托的相關財產公示制度的構建，信托財產多元化、稅收稅制等問題，都需要法律和政策予以進一步明確。慈善信托出現會將這些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改革的動力和壓力有望增大，從而導致政策倡導方面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