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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保護戰爭受難者》中文版第二卷正式出版了，雖是四百多頁的大部頭，但其豐富的內容使讀者一直沉浸和感動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艱辛工作和偉大創造：不管人類之惡有時會讓這個世界變得多么殘暴和黑暗，但日內瓦公約閃耀的人性之光，讓地球上這群最靈長的動物還是展現出其仁慈和智慧的另一面。

    雖然在互聯網時代，我們隨便一查就能讀到《紅十字會法》和《日內瓦公約》的全部文本，但光讀這些法律條文你可能不會感動，而讀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保護戰爭受難者》一書，再去讀這些條文，你才會真正認識到紅十字運動的價值，才會真正尊敬和崇尚這個守護人類生存底線、維護人類尊嚴的人道組織。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保護戰爭受難者》第一卷，主要按照歷史進程，從索爾福雷諾戰役到長島核戰二戰結束，縱向梳理四個日內瓦公約的產生和發展演變過程；第二卷則從辨析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人道服務所依據的公約、附加議定書、國際習慣法、紅十字與紅新月的規章角度，探討其承擔救助和保護的授權、職責和法理淵源；其第三、四、五部分，結合日內瓦四公約和兩個附加議定書的服務要約的法理，橫向敘述國際委員會如何運用這些公約條款保護陸戰傷病軍人、海戰傷病軍人、保護戰俘和平民被拘禁者、保護戰爭中的平民的實踐，展現這些規則在戰爭和沖突中發揮的作用，評述這些條款的法律效率以及不足。

    書中第一部分比較詳細的敘述了1949年修訂的日內瓦四公約及其后續兩個附加議定書出臺的背景和過程。鑒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1945年10月國際委員會宣布開始咨詢著手全面修訂日內瓦公約，接連幾年通過國際性的會議商討文本，并終于在1949年有59個國家參加的外交大會上通過了修訂的日內瓦四公約。正如比尼翁所稱：“《日內瓦公約》達到了一種可與《聯合國憲章》及一些專門機構的創世章程相媲美的普遍性”，因此，其締約國“幾乎囊括了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但隨后的“兩大敵對陣營之間的對抗、殖民帝國的肢解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政治動蕩已引發了一系列沖突，而其中大部分未得到解決”，基于二戰經歷而“制訂的日內瓦公約不適應在公約通過后出現的新的斗爭形式，尤其是民族解放戰爭和游擊戰”，因此，通過制訂附加議定書的形式來補充和發展《日內瓦公約》成了理性的選擇。從1971年開始召集41個國家、指派190位專家開始咨詢擬草，到1977年6月外交大會上正式通過兩個附加議定書，《第一議定書》是《關于保護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二議定書》是《關于保護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盡管這兩個附加議定書到2012年底止的締約國家數量均低于日內瓦四公約的締約國，但是附加議定書依據新的時期戰爭和沖突特點，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及國家紅十字會、紅新月會參與武裝沖突、內戰的救援提供了法律依據，對于制約新的民族戰爭、國內沖突中的非人道行為、保護戰爭受難者起到了較好的約束作用。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在國際人道法的特殊地位

    在一般公眾印象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就是一個國際性組織，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當今的紅十字國際運動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聯合會及190個國家地區的紅十字會、紅新月會組成。而作為紅十字運動源頭的國際委員會的法律地位，正如科內利奧.索馬魯加序言里所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存在很多易讓大家誤讀的地方：它在個人倡議下成立，但卻擁有國際公法賦予的職權；它在思想和行動上是一個國際性組織，但其成員卻是一名名擁有瑞士國籍的個人；它的行動建立在國際公約基礎之上，但它本身卻不是這些公約的締約方。”對于其無法歸入常規分類的法律人格，比尼翁在書中花了很多筆墨，從日內瓦四公約、兩個附加議定書，還有從國際習慣的角度，分析論證了國際委員會的法律授權及其依據、范圍和限度，描述了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巨大價值，“雖然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不是日內瓦公約的締約方，但該公約實際賦予了國際委員會可以援用的權利，并施加了經后者同意的義務”，從而展示了其“扮演著其他組織無法替代的特殊角色，因為它肩負著與其他組織不同的職責”。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保護陸戰中的傷病軍人”的結論里，比尼翁這樣寫到：“眾所周知，醫學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毀滅手段之演進卻遠勝之”，“在我們眼前，一座座城市日復一日變成了一個個戰場。在這一點上，革命性的戰爭與更加精密的武器的罪惡相結合向大規模手段伸出了歡迎之手。”因此“來自國家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志愿服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必要，也愈加不能缺少來自一個獨特的中立調停人的幫助，其職責是向交戰國重申基本的人道原則、確保這些原則的實施并通過援助行動協助執行”。

    畫卷式描述筆觸

    比尼翁擅長畫卷式描述，大氣磅礴，因此讓這個大部頭的著作讀起來既有歷史戰爭的場面感，同時又有法理和哲學的思考，讓讀者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得到思想的啟迪。比尼翁說：“國際委員會的歷史就像地震儀的刻度盤，上面刻滿人類穿越的所有危機。”雖然國際委員會的行動能起到一定的平定作用，但不會對地震儀上的曲線產生非常顯著的影響。而書中比尼翁通過歷史畫卷式的描寫，把紅十字運動刻錄在記錄盤上的這些歷史軌跡簡介而生動地呈現出來，讓我們看到紅十字運動在人類危機時、為減少戰爭沖突給人類帶來的痛苦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撫慰和平定作用。

    要感謝本書譯者曉亞·杜博禮將比尼翁生動而凝練、嚴謹且富有哲理的文字翻譯的神采飛揚，讓我們有閱讀的快感，如第二卷結尾的排比句所再現的戰俘監禁場景和文字背后的人道關懷：“誠然，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無力阻止監禁生活難以忍受的折磨。但是，至少，透過其在場的溫暖，透過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天窗，透過重新連接與情人之間的紐帶，透過一種可以防止權力濫用和省份丟失的保護，透過提供物質救助，最后，透過堅守一份還以自由的承諾，國際委員會使俘虜們的監禁生活顯得不那么殘酷?！?/p>

    中國對國際人道法的踐行

    比尼翁在書中數次提及與中國相關的戰爭。

    第一卷中他寫到中日戰爭中，國際委員會派員到日本和中國，提示要遵循日內瓦公約，呼吁雙方飛機不要轟炸城市傷及平民，還協助中國建立了接受國際紅十字組織的援助渠道，但日本以其是簽署國、但政府沒有批準文書為借口，宣稱該條約包含一些不適合遠東情況的條款，拒絕完全履約。后來在遠東戰爭中，涉及到日本軍隊拘押的數萬戰俘時，“他們都不忘重申他們的國家不受該公約的制約”，拒絕或嚴重阻礙國際委員會對戰俘的探視。但不尊重國際公約的他們，后來自食惡果，二戰結束后大量關東軍戰俘被蘇軍拘禁，長時間作為苦力得不到釋放，最后他們也不得不借助國際委員會幫助協調遣返。

    第二卷第三章中比尼翁敘述了朝鮮戰爭和中越戰爭的案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24小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就分別向韓國和朝鮮發出了適應《日內瓦公約》保護戰爭受難者的人道原則，即使朝鮮當時還不是公約締約方。但是國際委員會始終未能向朝鮮派遣代表，未能幫助被朝鮮軍隊和中國志愿軍俘獲的戰俘，因為金日成和當時的中國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的信函表達了他們對于探訪拘禁場所的立場：“我們所做出的在所有的細節中以明確的方式善待戰俘的決定足以顯示我們的人道意愿與關切，因此我們看不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探視戰俘營的用處”。但韓國當時卻接受了國際委員會對戰俘營的探視。

    在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同時向中越提出了服務要約，國際委員會派出代表團前往河內，但始終未就探訪拘禁中國戰俘營的問題上達成協議。而中國此時的姿態顯得更加開放和國際化，主動邀請國際委員會派代表團探視拘禁者，探視了6個戰俘營和一家醫院，并在無他人在場情況下與戰俘會談。此后，雙方政府達成釋放戰俘協議，在邀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參加的情況下，雙方戰俘在“友誼關”山口獲釋。

    這本書不僅僅是紅十字運動和國際人道法最具價值的研究著作，也是最好的全面認識了解日內瓦公約和人道主義的普及讀物，還是幫助人類認識人性、重新審視人類尊嚴、生命終極關懷的思辨哲理之作。

    第一卷第二章中，比尼翁引用了何塞·皮霍安的一句名言；“改變世界的是信仰而不是權力”，但愿更多的人通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保護戰爭受難者》一書，信仰和堅守人道主義，從而讓這個世界少一些戰爭罪惡，多一點人性和人道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

    ■ 劉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