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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精心挑選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標：寧夏靈武市，一位白發叢生的幼兒園教師去年被發現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為農村留守兒童。湖南攸縣，一名小學教師在過去3年里猥褻了班里的大多數女生，幾乎都為留守兒童，舉報者說，他“專門欺負”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個中國，過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兒童事件被公開——發布這一數據的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團隊強調，統計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暢的農村社會，性侵很難被人發現。

    “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孫雪梅解釋：“在城市里，大眾媒體比較多，司法覆蓋也更完善，而農村資源和渠道都更加匱乏，家長也許覺得家丑不外揚，所以農村發生這類事件更隱蔽，更不容易讓外界知道。”

    根據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國有902萬名得不到雙親監護的留守兒童，其中36萬名無人監護。

    “留守女童是留守兒童中的弱勢群體。”2004年開始研究中國留守兒童問題、出版過國內第一本留守兒童研究專著的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教授說。

    青少年教育專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呼吁,今天在重視留守兒童生存發展困境的時候，要特別重視留守女童這個龐大群體，不僅是從現存社會問題的視角，還要從“未來中國發展”的視角。

    “重男輕女”觀念下的

    隱形傷害

    寧夏靈武市教師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極其偶然。一個女孩跟同伴拌嘴時說：“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我要告訴你媽媽。”

    “幸運”的是，這段爭吵被一旁的成人聽到了。

    絕大多數的痛苦和傷害沒有那么劇烈，甚至是隱藏的。

    “小時候覺得沒有人關心，是一種很恐怖的情感體驗。甚至覺得世界很冷漠，沒人愛我。”26歲的艾琳記得，她讀小學時，期末考試結束的當晚，客運站就會迎來高峰，因為很多小孩從那天起會被父母帶去大城市過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長大。小時候她嘗試過自殺，用頭撞墻，撞了多次后因為太疼沒有繼續；她試過離家出走，最終覺得自己沒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還常跑到同學家里一連幾天不回，也不給祖父母打電話。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廣東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她清楚記得，有一年暑假，媽媽跟鄰居打麻將時突然說了一句，“養女兒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給別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讀書，唯獨把她留在鎮上的學校。

    她的祖父母家同時寄養著幾個男孩。男孩的鞋帶開了，祖父母會幫他們系好，但沒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飯，男孩吃肉吃面條，她只能喝白粥。她還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務。

    2014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課題組開展了一項調研，共調查四至九年級留守兒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調查顯示，36.4%的女童在家經常干活，比男童高9個百分點。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顧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別高25.9和14.7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獨的留守女童為42.7%，不僅高出留守男童6.2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個百分點。

    課題組成員張旭東副研究員認為，農村家庭中傳統的角色期待和性別分工模式過早地傳遞給了兒童，女童早早開始操持家務，分擔勞動負擔。這給留守女童帶來了更多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與父母外出帶給她們的心理影響疊加在一起。

    在安徽調研時，她發現一個現象，公立學校女童多，而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男童多。她猜測，這是重男輕女的體現。

    “重男輕女，在我們調查的所有村子都極其嚴重。”葉敬忠對記者說，“沒想到到今天還這么嚴重。”他的團隊在國內不少地區調研過，從中明顯看到，這些人對未來的希望還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說，留守女童則因性別的原因產生更多的勞動負擔，甚至承擔“逆向監護”的職責。一個家庭里的男孩可以進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則留在家里，洗衣做飯，幫家里干活，甚至照顧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戶在問答社區網站“知乎”上傾訴，自己7歲開始煮飯，人還沒有灶臺高，踩在板凳上踮著腳炒菜。早起煮飯喂豬洗碗后再去上學，中午回家煮飯，晚上割完豬草再煮飯，經常沒有時間寫作業。作為一個女孩，“就像一個隱形人一樣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說話。

    青春期孤獨與成長的缺失

    對于父母，留守兒童表現出的情緒是復雜的。在回顧留守生涯時，知乎用戶“王莫良”說，當老師教到母親姓名里的字，自己會興奮地告訴同桌。

    25歲的汪姍承認，別人都說女兒是“貼心小棉襖”，自己完全沒有這種特質。受留守生活影響，她不細致，也不貼心，不會表達，對人缺乏熱情，不能很快與人熟絡，總是給人冷漠的印象。

    她6歲時父母到廣東打工，她今年25歲，已婚。父母仍在廣東，打工。

    在留守兒童眾多的湖南鳳凰縣山江鎮，小學教師隆茂昌聽到高年級女生訴苦：“在屋里只有我一個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時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學，個別低年級住宿生還會尿床，班主任有時要幫忙洗被褥。家長寄回的生活費，老師要幫著去郵局領取并代為保管、記賬，因此很多老師隨身備著賬本。

    在鎮上多年從事留守兒童公益工作的中學教師吳建輝，也聽到學生向父母賭氣地說：“你打工回來才知道我已經長大。”

    父母們缺席了這些孩子太多“長大”的細節。

    2016年9月，“女童保護”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發起過一次關于成長的問答，其中一個問題是關于月經初潮體驗，得到了一些讓人“恐懼、無助、無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個與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說，第一次來月經是小學五年級，嚇得以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點紙塞住，第二天再去買創可貼止血。另一位女孩則回憶，第一次來月經時，恰好遇上母親回家探親。“我和媽媽之間關系很差，我第一次發現來月經后，也不想告訴她。但我沒有衛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為了不讓母親發現，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衛生巾蓋住。

    艾琳告訴記者，當媽媽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經的知識，她已經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這么回答。

    她認為，在情感支撐方面，朋友對自己的影響最大，家人的影響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從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據孫宏艷、張旭東等學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兒童會把同學朋友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重要程度超過了母親。

    對非留守兒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傾訴對象是母親，第二位是同學朋友，第三位是父親。而留守兒童的第一位是同學朋友，第二位是母親，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學朋友作為心里話主要傾訴人，比留守男童高10.8個百分點。

    匱乏的常識教育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與北京師范大學2013年聯合發布的《女童保護研究報告》認為，基本監護的缺失是導致女童遭受傷害的直接原因。

    這種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識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潘璐對記者說，她和同事調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讓同事們“感到不適”的情況。比如，在一個祖母帶著4個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孫女沒有穿內褲，就被40多歲的男鄰居推搡著玩——對孩子來說這是高風險的。

    她強調，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勝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無人煙的地方，最可能發生在日常的環境下。

    “女童保護”團隊也指出，留守兒童多由老人看護，在兒童安全教育及基礎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嚴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長也不知道怎么應對。

    讓孫雪梅憤怒的是，幾年前，湖南祁陽縣一名12歲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嬰，女童的父親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應，是給了孩子一個耳光。

    寧夏銀川的“女童保護”志愿者講師李劍宏記得，在防性侵課堂上，她拋給孩子們同一個問題——陌生人說給你買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識的城市孩子會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要”，而農村孩子卻明顯表現得猶豫不決。

    在這類課上，她從最簡單的知識講起，比如背心和短褲覆蓋的區域不能讓別人碰。她發現，同一堂課，對農村孩子的沖擊比對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現場提問很活躍，農村孩子的課堂則非常安靜，下面是一雙雙渴望的眼神，下課后，孩子們圍著她，她能感覺出來他們想跟她說話，但等來等去就是不開口。

    告別時，農村孩子表現得依依不舍，會追問老師什么時候再來，城里的孩子則紛紛說“再見”。

    “那些孩子需要我們，”李劍宏感慨，“在那種父母不在的環境下，有人關注她們，她們就能看到希望。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帶給她們。”

    “女童保護”志愿者也常常聽到農村學校校長訴苦，學校留不住老師，主科的老師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給孩子傳授這方面的知識，但是無能為力。

    打破留守的循環

    陸士楨認為，在越來越大的“風險社會”里，兒童作為面臨最高風險性的群體，必定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他們所受到的傷害也呈現出原因多樣化、程度復雜化、后果復合化、影響深遠化的特點。母親的發展狀態對孩子有直接影響。留守女童面臨的種種困境，實際上不僅是對婦女發展的挑戰，更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長。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這是第一份以保護留守兒童為切入點、設計制度的國務院文件，全新的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正在建立。

    幾個月后的兒童節，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舉辦了一次有關留守兒童權益保護的研討會。在會上，民政部新設立的留守兒童保護處工作人員林依帆說：“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們經濟發展以犧牲一代人的代價進行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有何意義？”

    他說，國務院的這份意見梳理了每個工作環節的責任。此前涉及留守兒童的表述叫“關愛服務和側重服務”，這次明確表述為“關愛保護”。在文件起草和調研中，一個共識是，留守兒童面臨的不僅僅是心理關愛的問題，更是權益保護的問題。

    同樣在這個研討會上，國際組織“兒童樂益會”的兒童保護項目經理曹越說，兒童保護機制并不是確立一個責任單位，問題就立即解決了，背后是中國怎么看待她的兒童，怎么養育她的兒童，究竟是犧牲兒童的權益去發展經濟，還是怎么樣的路徑？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喬東平則指出，很多國際組織做過測算，童年的時候每投入1元錢，成年以后將有7倍的收益，“對兒童的投資是效益最好的投資”！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據《中國青年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