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菅宇正

    “別什么都想參與，什么都想做，覺得到處都是機會，其實很可能是套路，是陷阱。一個機構，其實能夠扎扎實實地做好一件事，做精、做細、做透，就已經成功了。又想做這個，又想做那個，雜而不透，慢慢就黃了，機構也會分散，所以得經得起誘惑。”程剛說道。

    程剛，伴隨著基金會中心網走過近8年的發展歷程后，于2016年正式卸任基金會中心網總裁一職，轉而成為執行副理事長，于他而言，不再需要過多地參與機構的實際運作，有更多的時間出去走走看看，了解不同的事情，反而可以跳出固有思維，思考公益行業這些年的變化。

    翻開程剛的工作履歷，可謂與公益發展息息相關，1993年進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負責全國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工作，先后任希望工程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希望工程管理信息中心主任；1998年開始致力于中國基金會及慈善領域的信息化建設和透明度倡導；1999年參與了中國非營利組織信息網的組建工作；2009年參與了基金會中心網的籌建工作，并一直工作至今。目前還兼任著幾家基金會和公益研究機構的理事和監事等社會職務。

    23年來，程剛基本上沒有離開過中國公益行業，并且一直站在公益行業的一線，見證著它的發展與變革。作為早期進入體制內公募基金會的一批人，對于這些中國公益行業的老牌巨頭，程剛有自己獨特的情感與認識。“時代在變，行業在發展，你不變，不改革，就只能成為舊時代的烙印。”

    這么多年，我們只做一件事

    《公益時報》：基金會中心網為什么會一直致力于收集基金會的相關數據呢？

    程剛：數據不是萬能的，但數據是對于一些事物客觀發展最直觀、最具象的表述，你要了解一件事情，離不開數據，因為那是基礎。我們就是通過采集行業相關的數據，并進行歸類，整理，研究，建立一個數據中心，這是一個枯燥的過程，但我們在堅持，并努力將數據不斷細化。

    現在，使用我們數據的用戶，有很多是學者或者行業研究人員，但是未來，我們希望這些數據服務對象能夠返回到數據的生產源，也就是公益機構。

    他們通過基金會中心網看到與自己相近的公益機構的全方位數據，并進行對比分析；甚至包括企業、個人可以在這里看到對于某一類相同的公益項目，有多少家公益機構正在開展，每家的開展情況如何，公眾對于此類公益項目的參與程度等。

    《公益時報》：很多機構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會不斷試圖改變，尋找新的定位，基金會中心網是否有想過轉型或改版呢？

    程剛：我們只做一件事，我們所有的業務都是圍繞數據開展的，這就夠了。別什么都想參與，什么都想做，覺得到處都是機會，其實很有可能是套路，是陷阱。

    一個機構，其實能夠扎扎實實地做好一件事，做精、做細、做透，就已經成功了。又想做這個，又想做那個，機構自身就會分散，雜而不透，慢慢就黃了，所以要經得起誘惑。”

    不改革，就只能成為舊時代的烙印

    《公益時報》：《慈善法》頒布實施后，對于基金會產生了哪些重大影響？

    程剛：早期的大型公募基金會，是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均衡、不完善的時期產生的。這些年，在保障社會穩定發展、解決老百姓問題中，它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正因為是特殊時期的產物，它們活在體制內，背后的行政色彩很濃重；也成為中國公益行業大資源的占有者。而隨著行業發展，越來越多的非公募基金會出現，新的理念、新的玩法不斷更迭，有一些依舊以老的模式運作的公募基金會漸漸有些不適應。如今，《慈善法》頒布實施，公募權開放，很多有活力、有創新力的非公募基金會迅速發展，這時候，如果你還按照老套路，會被淹沒的。

    可能我們都知道，有些基金會的理事會很難實現有效治理，更像是在走流程，還是要聽主管單位主要領導的意見。盡管按照法規要求基金會重大決議都需要理事會表決通過，但是我們還是習慣于領導在會上對已經確定的事項進行通報，理事們的意見似乎無關緊要。這就看出，我們的很多老牌公募基金會，體制機制中的行政色彩還沒放下或者不想放下，這是不行的。

    《公益時報》：老牌公募基金會應該怎么做呢？它們已經有了哪些改變？

    程剛：最近，我得知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今年的籌款突破3億，超過很多同類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它們一直在改變，效果很好；再比如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募款能力非常強，就是因為選擇了民間性、資助型的發展模式。這兩家基金會的籌款中來自互聯網籌款與來自公眾個人的籌款都超過了50%！緊跟著時代，這樣才行。”

    《公益時報》：公募基金會面臨的很多問題是過去20年活在體制內所積累的，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徹底解決的。那么其他的中小型公益機構會怎樣呢？

    程剛：未來一段時間，公益行業的活力，將越來越集中到中小型公益機構身上。

    其實在金融圈早就有了，它們早就開始關注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作為推動行業的驅動力，原因就是中小企業本身管理更方便，更靈活，轉型也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不需要太多受到內部體制機制的束縛；另外，中小企業的注冊更簡單，而數量的不斷提升必然會帶來市場競爭的激烈，競爭有了，活力自然就有了。

    在公益行業，道理是一樣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小型基金會出現，靠自身的能力、創新，在領域內發展，必定會更有活力。”

    與之相反，大型公募基金會數量不會增加，甚至會減少，這是發展趨勢。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里會將注冊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資金從800萬提高到了8000萬，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跨度。

    在我看來，這種全國性大型基金會增長速度會放緩，而且隨著參與公益慈善途徑的不斷豐富，富人及資產擁有者會越來越多的通過慈善信托的方式參與，不會耗巨資成立全國性質的公募基金會，太麻煩，資金來源是問題，如何花錢也是問題。”

    《公益時報》：最近幾年，互聯網等新的技術手段引起了公益行業的變化，新技術的運用會不會加速公益行業的發展呢？

    程剛：現在的中國公益行業還很初級，是在向一個互助社會發展。不論是個人求助，還是公益機構開展的項目所涉及的教育、醫療、扶貧等，說白了就是彌補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資源分布不均勻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是在做一些本該屬于社會保障體系范圍內的事情。

    中國現在的公益水平，就像是1960年的美國，我們只是在同樣的時間中，有了新的技術可以使用，這種技術改變的更多的是外在的發展，籌款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但行業做的事情，公益機構內在的建設，體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整個社會的認識及公眾的意識，這些都不是這些技術手段短時間就能改變的。

    舉個例子，現在國內很流行談籌款，同樣的問題，在國內和國外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的視角在探討，在國內，大家更多的關注是如何提升機構的籌款能力，通過什么樣的手段能夠籌集更多的資金，是以籌集資金為最終目的。而在國外，大家討論的是什么樣的機構應該面向什么樣的群體籌款，這些機構能夠解決的實際問題是什么，與什么樣的群體溝通可以產生共鳴從而獲得捐贈。

    《公益時報》：新科技、新手段的加入有可能幫助中國的公益行業實現“彎道超車”嗎？

    程剛：“彎道超車”思想是國人比較喜歡的，原意指中國經濟社會快速超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們的一些機構、個人對發展的渴望，也反映出我們的浮躁。

    事物發展是有規律的，別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才走到這一步，我們怎么能夠想著繞近路趕超呢？更何況彎道超車本身就是違規的，不但不利于我們行業的健康發展，還有可能失去現有成果，還是要踏踏實實做。

    《公益時報》：2012年，基金會中心網聯合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及北師大珠海分校合建了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宋慶齡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程剛：這個項目，是我主動提出加入的。我們參與，但實際人員就是我自己，頂多再拉著陶澤（現任基金會中心網總裁），利用周末的時間往返于北京和珠海兩地，或自己作為主講老師，或協調一些行業專家去為學生講課。上海宋慶齡基金會每年提供資助，這些費用基本上都花在老師的聘請上，我們本身并不會從當中拿錢。

    我認為這一項目是符合中國公益事業發展趨勢的。當時正值郭美美事件，對公益行業影響非常大，社會輿論很差，我開始認為是公益機構自身沒有公信力，才會出現因為一件事情而讓整個行業如此受牽連。后來我發現，其實是我們公益行業沒有尊嚴，為什么？因為我們不專業，讓大家覺得什么樣的人都能做公益，魚龍混雜，所以我認為需要開設這樣一個專業，培養專業人才。

    《公益時報》：目前這一項目的進展如何，培養了多少公益人才？

    程剛：目前，每屆培養的學生都不超過40人，采取2＋2的教學模式，2年大學學習后可申報這一專業，我們也設定了專門的學分考核制度，并且有半年的實習期，都是進入公益機構進行實習，獲得的反饋特別好。因為本身他們掌握了一定專業知識，也有了一定的實踐經驗，且在理念上認同公益行業，所以很容易融入到公益機構當中。

    我們也考慮過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學院進行教學，但是這就需要先到教育部將公益慈善申請設置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這個環節是非常困難的，有一些專家認為目前雖然在小范圍開展的非常成功，但是一旦在教育部專業名錄中增設這一專業，很多高校就會增設這一專業，但是目前沒有成體系的教學內容，而且沒有那么大的需求量。所以，我們還在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