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簡稱“自然之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綠發會”）兩家社會組織提起，被媒體稱為常州“毒地”案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因一審判決原告敗訴，并承擔189.18萬元訴訟費用，而引起社會各界熱議。（詳見本報上期8-9版）

    目前，自然之友方面已于2月7日向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當面遞交了上訴材料；中國綠發會方面也將在規定15天上訴期內遞交上訴材料。

    “天價”訴訟費如何產生，這一紙判決會將環境公益訴訟引向何方，本案又將如何收場，《公益時報》為您帶來追蹤報道。

    原告代理律師詳解

    3.7億元標的由來

    《訴訟費用交納辦法》規定，財產案件根據訴訟請求的金額或者價額，按照比例分段累計交納?！豆鏁r報》記者按照《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中標的物的分段交納比例進行推算，訴訟費用為189.18萬元，那么該案件標的價值為3億元以上。經原告證實，實際為3.7億元。

    據一審原告代理律師趙光介紹一審中，原告總共提出三點請求。

    一、判令三被告消除其污染物對原廠址及周邊區域土壤、地下水等生態環境的影響，并承擔相關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具體數額以損害鑒定評估或生態環境修復方案確定的金額為準)。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判令三被告實施貨幣賠償，用于替代修復。

    二、請求判令三被告對其造成的土壤、地下水污染等生態環境損害行為，在國家級、江蘇省級和常州市級媒體上向公眾賠禮道歉。

    三、請求判令三被告承擔原告因本訴訟支出的生態環境損害調查費用、污染檢測檢驗費、損害鑒定評估費用、生態環境修復方案編制費用、律師費、差旅費、調查取證費、專家咨詢費、案件受理費等。

    請求“一”中，對于相關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并未明示，主張具體數額以損害鑒定評估或生態環境修復方案確定的金額為準。

    趙光向《公益時報》記者回憶了庭審中的一些細節，原告方在訴狀中并未主張常州“毒地”的修復費用為多少，被告代理律師提出了一個稱經過計算后的評估修復費用，數額為3.7億。

    “主審法官詢問我們是否同意按照被告提出的該標準作為“毒地”的修復費用，我們當時并未提出異議。但事后法官判我們敗訴，就將3.7億元這一數額作為本案的訴訟標的，計算出了案件訴訟費用，這令我們有些始料未及?！壁w光表示。

    趙光的這種說法，在2月7日《法制日報》刊發的報道《常州法院回應“天價訴訟費”》中得到證實。該報道稱，“記者從常州法院了解到，自然之友以及綠發會在案件起訴時并未明確訴訟標的，直至2016年12月21日案件開庭審理時，兩原告才明確提出，要求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三被告承擔環境修復費用為3.7億元。”

    關于判罰適用條例的爭議

    社會組織需承擔的天價訴訟費用，源于敗訴。對于一審敗訴，部分專家提出了不同意見。

    一審判決書認為，《環境保護部關于加強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見》(環發<2008>48號)第八項規定“造成污染的單位已經終止，或者由于歷史等原因確實不能確定造成污染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被污染土地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關人民政府依法負責修復和治理;該單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的，由土地使用權受讓人負責修復和治理。有關的當事人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是不得免除當事人的污染防治責任”。

    常州市政府實施的環境應急處置與修復行為符合上述規定的要求，也符合國務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規定。在常州市政府正在實施環境修復的過程中，三被告無可能取代政府實施環境修復行為。

    對此，有關專家表示環發<2008>48號文件為規范性文件，且早已被環保部門明令廢止，本案中仍用作判罰依據，實有不妥。

    《公益時報》記者查詢后發現，2016年7月13日，環保部發布《關于廢止部分環保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簡稱《廢除決定》)，在該《廢除決定》的第二部分決定予以廢止的規范性文件中，第36條明確對《環境保護部關于加強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見》(環發<2008>48號)規范性文件予以廢除。

    訴訟的公益性被肯定

    盡管一審判決原告敗訴，但法院也肯定了本案訴訟標的具有公益性。

    法院認為，原江蘇省常州市環境保護研究所受常州市新北區政府委托于2011年所作的《常隆(華達、常宇)公司原廠址地塊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報告》和《常隆(華達、常宇)公司原廠址地塊場地健康風險評估報告》顯示，案涉地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嚴重，環境風險不可接受，必須對污染場地實施修復。上述證據足以證明，長期化工生產經營對案涉地塊的土壤、地下水造成了污染。由于土壤與地下水之間存在高度關聯性，而地下水亦存在一定的流動性，因此，案涉地塊化工生產排放的污染物并非僅僅損害了土地使用權人利益，而同時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風險，兩原告的起訴具有公益性。

    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主任王燦發表示，該案對于原告起訴的公益性做了支持，確認了原告起訴為公益訴訟，這值得肯定。

    “對于污染事實的認定，認為這個地方確實受到了污染，并且有進一步的污染危險，對這個事實的認定，法院做了肯定，這為公益訴訟確立提供了好的前提?！蓖鯛N發說。

    “天價”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除了對判決本身的關注外，包括公益組織在內的各界更關心由此帶來的是后果。

    兩家社會組織被判共同承擔189.91萬元訴訟費用后，有觀點指出，這將有利于阻止環境公益訴訟被濫用等情況的出現。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肖建國表示，這種說法實在是沒有依據。他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本身門檻就并不低。

    “公益訴訟中關于訴訟條件的規定要比私益訴訟高很多，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公共利益已經受到損害或者已經受到損害的風險重大。這部分舉證要求就已經把相當一部分可能要泛訴的公益訴訟案件擋在了法院大門外?！毙そ▏f。

    肖建國強調：“公益訴訟已經有相當高的門檻來梳理過濾一部分案件，沒有必要通過高訴訟費用來遏制潛在的公益訴訟者。目前，環境公益訴訟成本，案件受理費或者訴訟費應采用一個有利于保護原告主權這樣一個原則，盡量鼓勵原告提起公益訴訟，建立美麗中國，判決高額訴訟費用并不妥當。”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羲則認為，社會組織在環境訴訟方面應該更加靈活。

    他認為，這場官司輸的代價有些大。地方政府在合法接受了“毒地”之后，社會組織將以前在“毒地”上經營過的企業作為被告，貌似有些不妥。

    王羲認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才是環保社會組織更能夠發揮作用，而且代價更小的途徑。

    “該案的訴訟目的是為了消除‘毒地’污染。當地方政府擁有‘毒地’所有權并已經開始治理污染的時候，原告應該做的是監督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工作是否到位。另外，從道理上看，地方政府有權要求所有在該土地上經營過的企業承擔治理責任，如果找不到污染者或污染情況嚴重而緊急時，地方政府可以親自進行治理。但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保留向所有原污染者追索治理費用和其他相關責任的權利。社會組織應當關注地方政府在履行職責方面的情況?！蓖豸吮硎尽?/p>

    王羲建議：“社會組織應當對如何推動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給予更大的關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才是環保社會組織更能夠發揮作用，而且代價更小的途徑?！?/p>

    更多公益訴訟成本待解

    訴訟費用只是公益組織實施環境公益訴訟的一部分。

    據《公益時報》記者了解，一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經濟成本要遠高于一起普通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的經濟成本由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兩大部分構成，前者除包括“案件受理費”外，還有申請費以及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理算人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等部分構成。

    更值得關注的還有鑒定問題，鑒定費用少則幾十萬元，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2011年，在云南鉻渣污染事件中，鑒定機構開出700萬元的生態環境損害鑒定費用的報價，就曾讓“自然之友”被迫停滯訴訟。

    而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律師費用也遠高于傳統訴訟。盡管律師費由委托人與律師在遵循自愿有償的原則下協商確定，但其最終數額取決于代理該法律事務所耗費的時間、法律事務本身的難易程度以及辦案所需的其他成本支出。

    從法律事務所耗費的時間來看，環境公益訴訟所消耗的時間遠遠超出傳統訴訟所耗費的時間，這是由環境公益訴訟的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決定的。

    2010年底，貴州省貴陽市清鎮市人民法院判決了一起環境公益訴訟案，為這起環境公益官司“埋單”的是貴陽市“兩湖一庫”環境保護基金會。貴陽市環保法庭庭長蔡明在結案后感慨道：“有些環保大案件，訴訟費、律師費、鑒定費、為訴訟耗費的其他費用等，加起來動輒數十萬元、上百萬元，這是因為環保案件專業性強，取證、鑒定等過程耗時、耗力、耗材。”

    對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成本，早在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關于全面加強環境資源審判工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

    《意見》明確，要依法確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責任方式和賠償范圍。探索研究環境公益訴訟的賠償范圍及其與私益訴訟賠償范圍的關系。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預防損害發生或恢復環境費用、破壞自然資源等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失以及合理的律師費、調查取證費、鑒定評估費等訴訟支出的,可以根據案件審理情況予以支持。

    同時，要探索設立環境公益訴訟專項基金,將環境賠償金?？钣糜诨謴铜h境、修復生態、維護環境公共利益。

    ■ 本報記者 張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