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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高文興

    十年前，沃倫·巴菲特將他的大部分財產捐贈給比爾及梅琳達·蓋茨蓋茨基金會，用于消除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現象。這筆慷慨的捐贈使基金會的工作領域得以進一步擴展，從最初的全球健康和美國本土教育，擴大到與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相關的諸多領域，比如農業發展、環境衛生、普惠金融等。

    2月14日，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夫婦以向巴菲特“匯報工作”的形式，撰寫了他們的2017年年信（詳見上期本報封面報道），重點回顧了蓋茨基金會在全球健康領域的投入所產生的回報和依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全球健康不僅是蓋茨基金會慈善事業的開端，也是基金會迄今為止最主要的工作內容。

    在今年年信發布的同時，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也舉辦了專題沙龍，解讀今年年信內容。蓋茨基金會表示，2017年基金會將繼續攜手合作伙伴，幫助全球各國在未來更好地應對流行病的爆發、賦予女性改變命運的能力，并投資最前沿的科技創新，以幫助那些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們。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認為：“2017年也是蓋茨基金會進入中國的第十個年頭。十年來，中國一直是我們實現全球目標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我們在支持中國應對國內健康和貧困挑戰的同時，將繼續支持中國在幫助解決世界上最貧困地區的健康和發展難題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李一諾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全球董事會獨立董事李亦非對年信的精彩解讀。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中國角度解讀年信

    去年是蓋茨基金會接受巴菲特捐贈十周年，所以今年的年信是以給巴菲特匯報工作的形式來寫的，也是如何看待基金會投資所取得的回報。然而，慈善行業跟普通投資不一樣，很難由股價等方面來做評判。但是，我們有很多的數據可以展示這些投資所取得的回報，這種回報不是金錢，而是通過拯救生命、提高全世界范圍內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來體現的。

    簡單地講，蓋茨基金會的全球項目主要分兩大塊，一是全球健康，一是全球發展，后者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跟扶貧減貧有關的工作。而今年的年信主要關注全球健康領域。

    全球健康領域的投資回報是非常高的。

    回顧過去這些年，全球健康領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雖然用“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好”這句話來描述有些雞湯，但這是有數據支撐的。

    每年9月，聯合國都會公布上一年度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人數，如果把每一年比上一年多存活的這些兒童的人數加起來，從1990年到現在的25年間，已經有1.22億名5歲以下兒童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就是說如果兒童死亡率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這1億多的孩子是無法生存到現在的。另外，今天全球兒童的疫苗覆蓋率也是歷史最高水平，達到了86%，而且在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是歷史最低水平。

    而在中國，從1991年一直到2013年的20多年，我們的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從61‰降到了12‰，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瘧疾防治方面，我們的發病人數在20世紀90年代初還是每年10萬左右，到了2013年時只有3000例左右的病例，而且大部分是輸入性病例，主要是在南方跟其他國家接壤的地方，我們正在從遏制瘧疾蔓延向徹底消除瘧疾的目標前進。在結核病控制方面，2010年傳染性結核患病率為66/10萬、結核病死亡率為3.9/10萬，分別較1990年下降了51%和79.5%，同樣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相關指標。

    年信同樣也指出了我們仍面臨的巨大挑戰，所以如何取得更大的進步就成了這封信的落腳點。

    任何一個機構，不管是政府、公益機構還是科研單位、企業，都不可能單槍匹馬完成這些全人類面臨的問題。而蓋茨基金會一直倡導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希望建立一個合作伙伴生態系統，通過分享彼此的聰明才智，來改善生活、消除疾病。除了蓋茨基金會外，這個生態系統還包括全球疾病的數據庫，并吸引更多的科學家進入全球健康的研究領域，還鼓勵其他領域的專家把他們的發現用于抗擊感染性疾病，也通過政策倡導讓更多的政府基金引入到跟全球健康相關的科研領域中來。所以，建立這個生態系統或在這個建立的過程中起催化的作用，也是我們希望能夠持續扮演的角色。

    中國也是這個生態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蓋茨基金會在中國有兩個使命，第一，是希望利用基金會的資金和全球網絡，對中國面臨的全球健康和全球發展方面的問題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也希望根據中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把中國的經驗借鑒給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讓中國在全球健康和全球發展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

    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董事李亦非：從GAVI看中國在全球健康中扮演的角色

    我在5年前作為獨立董事加入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公益組織。

    從過去GAVI的成績單來看，全球已經有6500萬兒童通過GAVI接種了疫苗，挽救了550萬名兒童免于早期死亡，這些數字都是非常驚人的。而且由于疫苗的使用，使得后來發生很多疾病時所使用的抗生素以及社保、醫療等方面的擔負費用大大減少，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投入產出比那么高的原因。

    GAVI可能在中國不是那么有名，它于2000年成立，當時被列為全球最知名的PPP模式范例。PPP模式即公私合營制，就是其資金來源和組成既有公共的政府部門，也融入私營企業和社會資源。GAVI的董事會一共有27位成員，有18位是來自于業界，包括WHO（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蓋茨基金會，還有德國政府、英國政府、澳大利亞政府、丹麥政府等政府機構。兩年前中國政府也頭一次成為了GAVI的捐贈國，大約在3年前，中國從GAVI的一個受捐國變成了“畢業國”。畢業國的意思就是我們過去一直受GAVI的捐助，購買疫苗可以享受GAVI價格。但當我們的人均GDP漲到6000美元以上的時候就成為了“畢業國”，不能再接受捐助。很多大的醫藥公司，包括賽諾菲和葛蘭素史克等，這些大的醫藥公司也是GAVI的會員。因為他們之間各有利益和訴求，所以又設立了9個人的獨立董事。我們作為獨立董事的重要職責，就是去監控和幫助整個GAVI運行過程中，能夠為了全球所有的會員提供公平的、公開的、透明的服務。

    除了公私合營模式，GAVI它還有一個獨特的融資方式。它的捐贈包括來自蓋茨基金會，每年給GAVI 10億美元；還有英國政府、澳大利亞政府的捐贈；還有很多的私營企業……此外，GAVI通過跟英國的一家私人融資公司去融資、發債，由英國政府作為擔保，通過發債來采購疫苗，更便宜地使這些疫苗達到更邊遠的地區。

    第三，GAVI以獨一無二的、有效的投入產出方式來提供疫苗，防止兒童死亡。它的關注點是在幫助全球所有需要接受疫苗的國家提高疫苗覆蓋率，同時又讓這些國家能夠很便宜地接種疫苗。例如有一只疫苗，本來價格生產出來廠商報價是50美元，通過GAVI的采購可能就變成25美元，因為GAVI是集體采購；GAVI再捐贈到非洲某個國家的時候，真正的一只疫苗可能只需要5美元，另外的20美元是通過GAVI捐贈的方式來承擔。這種方式大大增加了疫苗的覆蓋率。

    同時，GAVI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方式，就是市場標準化。例如，以前在許多非洲國家，由于貧困，針頭用完之后，為了更省錢可能就要二次使用，這樣不但沒有達到免疫反而增加了一些新的疾病。所以GAVI專門集體采購一次性針頭，用完之后自動就銷毀。另外，還在全球實行了“冷鏈”技術，即在疫苗運輸過程中的冷藏技術。

    中國在GAVI中間確實開始逐漸發揮很大的作用，從受捐國變成捐贈國，同時我們也有大的制藥公司已經被GAVI和WHO認證以后成為被采購商，就是說這些企業生產的疫苗可以進入GAVI體系，并在全世界可采購和分發。中國也有很多廠商參與到了GAVI冷鏈移動設備的生產商中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