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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是當前中國最為突出的教育公平問題之一。3月28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公民計劃聯合主辦的“2016年‘流動兒童藍皮書’新聞發布會”在北京舉行。

    與會專家總結了2016年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挑戰，分析了中國流動兒童教育改革進程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并正式發布了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計劃編著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

    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

    學校門檻

    報告指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處于“流動”之中，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為1億。截至2014年年底，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為79.5%，仍有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者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納跨省流動人口的數量、人口聚集態勢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的流動性減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趨勢日益顯著，這一群體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

    而流動人口的居留穩定性增強，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他們在現居住地平均居住時間達5年以上的占37%。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居住地出生的流動兒童比例不斷上升，從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們雖然被稱為“流動兒童”，卻從未在老家生活過，生存狀態與父輩完全不同。

    從政策發展看，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將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疇，合理規劃學校布局，科學核定教師編制，足額撥付教育經費，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這顯示國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標，解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從“兩為主”轉向“兩納入”，既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

    從地方實踐來看，2008年之后，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出現整體改善和局部創新的局面，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多數省會城市流動人口以本省人口為主，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相對較容易，從發展簡易學校，過渡到擴大公辦學校能力、納入政府管理和規劃，政府提供資助，繼而達到以公辦學校為主；珠三角城市主要靠發展民辦教育來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主線是實行積分入學政策；上海自2013年起實行積分制入學、入戶的政策，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大大提高；在北京，近年流動兒童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逐漸提高，打工子弟學校逐漸減少，但2014年后對外地戶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學政策驟然收緊，入學門檻也大幅提高。各地雖開始實行積分入學、積分入戶的居住證制度，但從實踐情況看，現行積分制入學管理的可供學位數遠遠不能滿足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

    另外，流動兒童教育仍存在一些整體性和深層次的政策問題，亟待用改革性和創造性的思路加以解決。

    流動兒童藍皮書建議：需要突破計劃控制的思維定式，通過科學地預測人口，調整城市規劃，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順應人口流動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趨勢；擴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務的供給，簡化和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保障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利；加大省級統籌，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發展普惠性民辦學校，改善和規范農民工子女學校；促進農民工隨遷子女異地中考、高考；重視改善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完善積分入戶制度，撤除將居住證與連續社保掛鉤，實質性地促進流動人口市民化。

    隨遷子女學前教育品質

    難以得到提升

    報告提出，目前我國尚未制定全國統一的有關隨遷子女學前教育的管理規范，也未將其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疇，使得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學前教育機會難以得到保障，學前教育品質難以得到有效提升。

    據2015年在上海、廣州及重慶三地展開的調查顯示，學前教育低品質及家庭教育缺失是都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兩大主要現狀。

    子女入園難、入園貴是各都市外來務工人員反映其所在地區學前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如廣州市，64.38%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家長認為其所在地區公辦幼兒園數量不足。在公辦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只能由民辦幼兒園承擔，但因其以盈利為目的，往往通過各種形式收取費用，廣州48.13%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家長表示民辦幼兒園收費太高。

    其次，從外部環境、園內活動場地，到衛生條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所在幼兒園條件差也是一大隱患，甚至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辦園條件。在幼兒園師資上，呈現“力量薄弱、流動性大”。調查顯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所在幼兒園的教師學歷以中、大專為主，且不少幼兒園存在教師包班制；在高強度工作量下，教師月工資整體不高。在此情況下，教師不僅對職業身份認同迷茫，也造成教師流動性高。以上海市為例，52.6%教師的教齡為一年以下，僅10.5%的教師工作時間超過三年。

    在家庭教育上，調研組發現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對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一方面，家長對孩子期待很高，但因教育觀念落后，再加上綜合素質能力較低、低投入，無法提供有效的支持。

    另一方面，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家長教養方式單一，在意結果，不注重過程，孩子在學習方面出現問題時家長往往采用說教批評方式，甚至出現打孩子的現象，如重慶市59.3%的家長表示教育方式是說教批評方式。

    農民工隨遷子女異地中高考

    需求強烈

    當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資源相對短缺，加上制度和現實環境的因素，農民工隨遷子女難在流入地繼續升學。截至2014年8月，有27個省份明確了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中考的政策。從各省市公布的異地中考政策方案來看，隨遷子女參與升學考試的資格條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

    中國科學教育研究院教育發展與改革政策所課題組2013年至2015年的專項調研顯示，選擇接受更高階段的教育是隨遷子女的主要訴求。從初中階段的隨遷子女來看，58.2%的省內跨縣流動學生、51.8%的跨省流動學生明確希望能接受義務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學生明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然而，現實中這一群體繼續接受教育的情況卻不樂觀。

    報告指出，異地中考政策實施困難的原因與當前的教育資源配置體制、戶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評價體系等密切相關。流動兒童藍皮書建議，改善和促進隨遷子女異地中考，應加強教育需求情況調研，對農民工隨遷子女做到“底數清、情況明”，科學預測流入地接納“容量”，進行前瞻性規劃，系統評估異地中考利弊情況，不斷改進高中階段招生政策；創新高中階段辦學模式，建立、完善高中階段教育成本分擔機制與投入機制等。

    報告中還提到，中等職業教育作為推進異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較好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繼續升學和就業問題，也有利于城市職業教育的發展。鑒于隨遷子女以省內流動為主，建議加快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開發城市職業教育資源；打通中職與本科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通道，在“中本貫通”的基礎上，嘗試應用型本科與專業碩士學位對接，增強職業教育對隨遷子女家庭的吸引力，從而增加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后的選擇機會。

    截至2012年年底，我國有30個省份先后出臺了異地高考方案或過渡方案，其中，有12個地區，包括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慶、云南，從2013年起全面開放異地高考。當年，有4500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錄取的機會；另外18個地區，則從2014年開始逐步解決異地高考問題。2014年，異地高考人數增加到5.6萬人。2015年，全國異地高考人數達7萬人。2016年，僅廣東一省就有9500多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機會。

    報告提出，在現行高考錄取制度下，我國開放異地高考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異地高考矛盾比較突出的地區沒有全面開放，或者開放門檻較高；人口流入較多的地方，開放異地高考的持續性存疑；西部省區面臨打擊高考移民的艱巨任務。要根本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從長遠來看，必須推進高考制度改革，打破現有的分省按計劃錄取制度，實施基于全國統一測試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將高考從現在的計劃高考變為自由高考，學生可自由選擇報考學校，也就不存在異地高考問題。

    ■ 本報記者 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