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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初夏的映秀鎮還有些許寒意。

    趙文艷一如往常般早起，穿上社工專有的橙紅色馬甲，從汶川縣城坐公交車趕往映秀。在這地廣人稀的縣城，她當社工8年來，幾乎一半時間都在趕路。

    2009年11月，在廣東省對口援建工作組的幫助下，汶川成立了第一家社工組織——廣東大同社工站，介入災后重建。2009年底，辭去了民政局的工作后，趙文艷成了大同的一名社工。

    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不僅改變了山川容顏，也改變了與災區相連的個體命運。和趙文艷一樣，無數社工和志愿者的人生軌跡因地震而改變。

    災后重建的力量

    9時20分，公交車停靠在映秀鎮衛生院附近，下車后，趙文艷腳步匆匆，快步趕往映秀莞香廣場。

    鎮上的志愿者們已經搭好場地，歡迎游客的橫幅已高高掛起，40余名穿著民族服裝的志愿者悉數到場等候召集。

    趙文艷叫上幾個駐村社工，很快把志愿者組織起來，在廣場上一字排開。志愿者們被分成3個組，為有需要的游客指路、帶路，提供開水、創口貼及藿香正氣水。組織完后，趙文艷和其他社工也加入志愿者隊伍，為游客介紹映秀。

    有同事勸趙文艷中途休息下，趙文艷搖搖頭表示拒絕，“現在人不多，不累”。

    這是為了慶祝“五一”而舉辦的一場志愿者活動。自2009年加入大同社工站以來，這樣的活動趙文艷組織了無數次。

    趙文艷是土生土長的汶川人，不是社工專業畢業的她，卻對這份工作有種近乎癡迷的熱愛。

    時間回到2008年5月，汶川人趙文艷還是北京科技大學大三的學生，5月12日地震時，她正在綿陽市區，從驚嚇中恢復過來，確認家人都平安后，就趕到了綿陽體育館當志愿者。

    平常就熱心助人的趙文艷，面對無數的傷者，一股無力感卻涌上心頭，“覺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發發物資”。

    趙文艷說，這種無力感持續到遇見大同社工站的創始人劉靜林和周小燕。

    2009年6月，大學畢業的趙文艷回到汶川，成為縣民政局的一名合同制工作人員。而彼時，社工輔導工作正式納入廣東援建的一部分，剛剛從廣東來到汶川的劉靜林和周小燕，正著手成立大同社工站，因為經常到民政局辦事，他們很快熟絡起來。

    周小燕向趙文艷描述了未來社工的重要性，尤其在汶川災后精神家園重建過程中。受其影響，趙文艷也逐漸意識到，社工對于剛剛經歷過地震的汶川人民的緊迫性。

    2009年12月，大同社工站在汶川掛牌成立，在廣東省對口支援汶川縣恢復重建工作組的支持下，廣東援建組援助資金424萬元。

    趙文艷在機構成立之時就辭了職，加入了大同社工站。

    在汶川的社工中，與趙文艷有相同經歷的不在少數。2010年，作為廣東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的一名志愿者，畢業于南方醫科大學的荊志花來到汶川，兩年后加入大同社工站，成為一名專職社工。

    同是西部計劃的志愿者向梅，服務期滿后，選擇留在了汶川縣做一名社工。

    逆境中重新出發

    對剛走出校門的年輕大學生來說，社工的生活有著難以想象的艱辛。

    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社工們分小組到各個鎮駐站，在一個地方一待就是幾年。趙文艷被分到水磨鎮，剛到時，她找到社區，在辦公室搭了張床就住下了。

    社工收入也不高。2010年底，趙文艷的男友歐陽海兵也應聘進了大同社工站，成為一名社工。兩人初進大同時，每月只有1500元的工資，即使現在，月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

    大同社工站人最多時，有30多個工作人員，在趙文艷進入機構后，陸陸續續有人離職，流動性比較大。

    趙文艷說，有的社工來了汶川，很快被艱苦的環境嚇跑；有的上有老下有小，無奈離開；還有一些人想幫災區，但空有理論知識，缺乏實際經驗。曾有持心理咨詢師證書的志愿者去安慰受災者時，聽了幾句哭訴，自己便失聲痛哭起來。

    按照約定，廣東援建出資購買項目的期限是3年。趙文艷的家人曾擔心，社工的工資低、工作穩定性不夠，曾一度勸趙文艷回體制內工作。

    家人的擔心正逐漸變成現實。

    2013年3月，3年的服務即將到期，機構的經費來源成為一大難題。當時，機構的人已經走了一大半，慢慢地，由于各種原因，其他社工也逐漸離開，最后只剩下趙文艷和歐陽海兵兩個人。

    這樣的困境，在汶川的其他社工機構中也存在。趙文艷說，除了大同社工站，其他之前進駐汶川的志愿者工作站，因人員缺乏等問題，陸續關停了。

    在趙文艷的堅持下，社工站有了轉機。2014年，汶川縣政府決定，給予包括大同在內的3家社工組織每年60萬元的購買服務，針對學校、社區、志愿者等開展項目，這可解了趙文艷的燃眉之急。而在此之前，趙文艷已經欠下了不少外債。

    “永遠不走”的隊伍

    早在機構成立之時，趙文艷和同事們就做了大量調研，了解到災區人們對心理援助的需求日漸明顯。

    在映秀做社工服務時，趙文艷了解到，當時經歷過地震的人都有心理創傷，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小孩的母親，趙文艷說，在走訪過程中看到，有些母親精神恍惚，在家一坐就是一天，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對于這種情況，有時趙文艷竭盡全力，也無法慰藉絕望的求助者，有時求助者會因為趙文艷持續的開導，而慢慢敞開心扉。

    映秀人沈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沈阿姨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孩，趙文艷帶著社工去她家，陪她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對于社工的開導，一開始沈阿姨基本都不理會，時間一長，也就慢慢打開了心扉。如今，沈阿姨也當起了志愿者，每次只要一有活動就會參加。

    災后重建完成，傷痛也隨著時間被抹去。擺在趙文艷面前的，是如何轉變大同社工站的服務方向。

    “災區的社工服務，要從關注精神家園的建設向關注群眾生計問題轉變”，在多年的工作中，趙文艷逐漸摸索出這條道路，“一來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二來可以使他們的生活有奔頭”。

    地處偏僻高山的映秀鎮黃家院村是當地的典型貧困村。趙文艷從2015年起帶著社工團隊到村做工作，情況令人始料不及，“震后村民們養過蝎子，結果虧了不少錢，就灰心喪氣地等幫扶資金過日子。看見我們不是來送錢的，就趕我們走”。

    團隊沒有放棄，多次跋涉上山，挨家逐戶上門了解村民的需求，漸漸獲得群眾理解。“我們爭取到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支持，帶領20戶農家組成互助小組，以扶貧基金補助一部分、農家互助一部分的形式，養起了‘跑山雞’，并請畜牧專家上山培訓村民。”最后，這20戶人家每年都得到了幾萬元的收入。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機構成立至今，汶川大同社工站累計服務過當地10萬余人次，組建了一支13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經常服務的有300人。承辦過50個民政部、兒童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的項目，并且已經順利結項。

    趙文艷時常想，如果沒有地震，也許她會和愛人到更遠的地方看看。經歷地震后，她覺得自己要為家鄉的重建做一點事，汶川需要的是一支永遠不走的社工隊伍。

    （據《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