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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8版）

    準入門檻外的無奈觀望者

    相比于入選平臺中上演的壟斷與分化，此前長期開展互聯網募捐的平臺中，有的積累眾多公益機構資源和捐贈用戶群體，卻因為落選而被迫關停，而何時能夠戴上“指定平臺”的名牌，尚不清楚。

    易寶公益圈創建于2008年5月，在當年的汶川地震中，通過易寶公益圈募集善款達1850萬元，是當時互聯網三大公益平臺之一。在首批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甄選過程中，易寶公益圈也參與評選，易寶支付CEO助理唐文表示，初審環節易寶公益圈順利通過，但對于最終落選的原因并不太清楚。“作為最早開始做互聯網籌款的平臺之一，依托于易寶支付本身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技術優勢，易寶公益圈發展迅速，且與超過50家公益機構合作，所以在整個評審過程中，我們對自己的期望挺高，但最后的落選讓我們有些意外。”

    落選后，易寶公益圈停止了平臺上的公開募捐項目，累計捐贈金額超過7100萬元。而在落選前的兩個月，易寶公益圈剛剛推出新的捐贈模式“生日捐”，號召公眾在自己生日當天，與好友一起將原本用于購買生日禮物的錢，捐贈給支持的公益項目。在唐文看來，這樣的模式是一種改變公眾日常捐贈習慣的嘗試，但該項目隨著平臺的落選而一并停止。該平臺目前已經轉而成為個人求助平臺。

    唐文表示：“對于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需要有準入門檻，保證公開募捐的合規合法，但是應該建立一套考核評價體系，讓做的好平臺陸續進入，也讓做的不好的平臺退出去，這樣才能讓各個平臺保持足夠的創新性和活躍度，在不斷的完善和創新過程中，推動公益的發展。”

    壟斷的要命之處：

    捐贈人數據

    在互聯網募捐渠道被少數平臺壟斷后，對于捐贈人用戶數據，平臺出于自身企業利益考量，對公益機構切斷了端口。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此前的菜鳥網絡與順豐因用戶數據爭奪而相互關閉端口的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最終在有關部門的介入下平息，但從中亦可看到企業對用戶數據的看重。

    在互聯網籌款關系中，一邊傳遞公眾愛心與善款給公益機構，一邊又傳遞公益機構的項目情況和反饋信息給公眾，互聯網募捐平臺承擔著類似快遞的功能，當公益機構互聯網籌款占比增加，對用戶數據的訴求也越來越高時，關于用戶數據的爭奪似乎也在所難免，而公益機構對互聯網募捐平臺的依賴使得這樣的爭奪并未公開化。這種依賴從以下這幾家基金會數據中可見一斑。

    2016年，中國扶貧基金會互聯網籌款總額1.46億元，占個人籌款總額的76%，占機構全年籌款總額近31%；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互聯網籌款1.59億元，占機構全年籌款總額41.5%；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互聯網籌款金額1.19億元，占全年總籌款額66%；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兒慈會”）互聯網籌款達1.74億元，占全年總籌款51%。

    兒慈會副秘書長姜瑩說道：“從公益機構自身角度而言，獲取相關捐贈人相關數據的訴求一直都在，因為公益機構要對捐贈人進行日常維護、捐贈人數據庫搭建，后期捐贈服務等，都需要有用戶數據為基礎，但是目前，這些數據我們還是還無法從平臺獲取。”

    而騰訊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孫懿在此前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無法確定公益機構本身是否有能力對用戶數據安全有效保護，且不知道用戶本人是否同意，公益機構對用戶數據的使用計劃不明確的情況下，騰訊公益平臺無法貿然提供給公益機構。”與此同時，孫懿也表示，騰訊將會在今后的時間搭建數據平臺，為公益機構提供服務。但數據是否收費，目前尚不得而知。

    近日由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組織起草的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平臺《基本技術規范》征求意見稿中，關于捐贈用戶數據的規定正式寫入。其中規定平臺方需提供技術支持，讓慈善組織可以查看平臺內每一筆支付記錄、捐款詳情導出、捐贈人申請發票情況等資料導出；可以對平臺內捐贈人信息進行管理和導出，包括捐贈人捐贈數據、捐贈人姓名及平臺捐贈人獨立標識等。

    對于這樣的規定，于亮表示：“規定中所涉及的相關數據，輕松籌可以提供，因為其并未真正涉及如有效聯系方式、移動支付等用戶核心數據。”

    “就目前而言，公益機構希望從互聯網募捐平臺拿到捐贈用戶的核心數據并不現實，這些數據是每個平臺的核心數據，尤其是對于一些互聯網企業而言，在其公益平臺進行捐贈的用戶，絕大多數都是平臺自有業務用戶，已經涉及企業的核心利益。”于亮說，“作為平臺，既要搭建平臺幫助公益機構籌款，又要提供用戶數據，這對平臺而言是不公平的。平臺方已經提供了信息反饋機制，幫助公益機構可以通過平臺與用戶實現良性互動。未來，平臺方可以搭建數據庫服務于公益機構，但用戶數據依舊掌握在平臺手中。”

    在姜瑩看來，這一規定的提出本身具有積極的意義。“這一規定為公益機構今后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即著手在用戶數據方面的布局和發展。目前我們采用的方式，屬于‘哪兒籌款，哪兒反饋’的模式，即通過平臺方提供的反饋渠道與用戶進行互動，這樣的方式更大眾化，也更寬泛；而對于一些長期、高頻次的捐贈用戶而言，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反饋信息和服務更高，但在現有的模式下公益機構沒有用戶數據是無法提供的，接下來需要在這方面加強投入。”

    姜瑩同時也表示，在公益機構自身能力還不足以對用戶大數據進行良好使用時，可以與平臺方合作進行大數據分析，對捐贈人數據進行精確計算后，幫助公益機構進行個性化的捐贈服務。

    企業捐贈資源再被蠶食

    順豐敢于與菜鳥網絡公開競爭，是其不斷完善自有倉儲、物流體系，擁有獨立的用戶數據庫和穩定業態，并沒有對菜鳥網絡形成過度依賴。而對于目前的公益機構而言，在公眾籌款渠道及數據均被互聯網募捐平臺壟斷后，原本獨有的大額捐贈企業資源，也正在被互聯網募捐平臺所獲取，自我獨立的資本隨之流失。

    2015年7月，騰訊公益在微信社交平臺上推出“益行家”運動捐步平臺，公眾虛擬步數捐贈，企業配捐買單的模式正式形成，企業的回報則是獲得平臺頁面的品牌展出，所有當日進行步數捐贈的微信用戶均為受眾。截至2017年6月13日，已有超過2.93億用戶參與，213家企業參與，捐贈善款超過4.71億元。而這種模式的前提，是企業需將自身相關資料和捐贈情況先提交騰訊平臺進行審核。

    新技術衍生的新捐贈模式，將原本大額捐贈中公益機構與企業之間的雙向關系轉變成為公益機構、互聯網募捐平臺、企業間的三者關系。而除了微信運動捐步外，支付寶公益平臺也上線“行走捐”，所采用的模式與微信運動捐步相同，同樣是用戶捐步，企業買單。

    一邊是進行公眾籌款時互聯網募捐平臺的依賴，一邊是原有的大額捐贈企業資源被互聯網募捐平臺逐漸獲取，公益機構當前籌款的兩大渠道正在逐漸與互聯網籌款平臺深度捆綁。在于亮看來，一邊連接個人，一邊連接企業，這本身就是互聯網時代的發展趨勢。而姜瑩則認為，目前平臺所掌握的企業數據僅僅是淺層數據，也并非核心數據。

    對于公益機構與互聯網募捐平臺在用戶數據上的關系，孫懿表示不應該是一種競爭對手的關系，而是協力合作，讓數據更好的發揮作用。對此，姜瑩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她說：“公益機構與互聯網募捐平臺之間，應該是合作共贏的關系，公益機構運作好的公益項目，互聯網募捐平臺提供的不僅僅是流量，還有技術、人員和更多創新平臺，兩者合理共同推動公益的發展。”

    但是在菜鳥網絡與順豐用戶數據爭奪中，菜鳥網絡總裁萬霖也曾公開表示：菜鳥跟物流行業絕非競爭關系，而是合作伙伴，菜鳥的責任是用技術和數據服務去支持全球的物流快遞公司更加有效的提供服務。但在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看來，在被菜鳥網絡獲取大量利潤的同時，物流企業的“命根子”也在被菜鳥網絡抓在手里。

    互聯網技術為公益行業所帶來的改變與進步比比皆是，公眾的便捷參與、公眾籌款渠道的打通、公益項目的透明展示、項目信息的及時反饋等，而平臺從中無疑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當互聯網募捐平臺利用大量技術不斷為公益機構勾勒著未來的發展方向與變革時，公益機構自身是否已經有足夠能力來全盤接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