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富滿

    沒有多少人知道，一代武術宗師黃飛鴻死于何處；沒有多少人知道，黃花崗72烈士的遺骸是誰收殮埋葬；沒有多少人知道，清朝破關之后，廣東“十三行”時期的伍官和民國時期的胡文虎是如何介入民間慈善的。

    行走在現今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市一大道”，會有一種走在城市遺留古道里的錯覺。大道南側有三座不起眼的民國建筑，經歲月雕琢，仍保留至今。

    清末民初，被認為廣州善堂的代表“九善堂”——方便醫院、廣仁善堂、潤身社善堂、愛育善堂、崇正善堂、廣濟醫院、惠行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集中在西關一帶，而“城西方便醫院”更在“九善堂”中數一數二。

    羊城善首 見證歷史

    1894年廣州城發生鼠疫，數萬人喪命。疫情嚴峻，各行業商人組織籌款，在西門外護城壕蓋平房、設病床以收容病人，請中醫師為患者診治。1899年該處擴展而稱為“方便所”。1901年“方便所”更名為“城西方便醫院”。

    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后，72烈士遺骸一直無人敢收，方便醫院出面與清政府斡旋，最終將烈士尸骸殮葬于黃花崗。

    1925年4月17日，一代武學宗師黃飛鴻在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溘然長逝，終年69歲。他晚景凄涼，連遭愛子遇害、寶芝林被焚家業全毀等打擊，逝世后家徒四壁的后人竟無力殯葬，后得女弟子出資才葬于白云山麓。

    被譽為廣東象棋界“四大天王”之一的番禺人李慶全在方便醫院走過人生的最后歲月。1933年春已陷重癥，只能乞求于方便醫院收容，終年四十余歲。

    如今，曾云集西關古街上的多數善堂已隨雨打風吹去，方便醫院卻在歷經變遷后續寫傳奇。

    在其原址上，矗立的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2003年在非典肆虐之時，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無私救助感染者收獲許多贊譽。從院內懸掛的“仁心仁術，方便為懷”的院訓，以及數條命名為“方便廊”的長廊，還能觸摸到一點點100多年前“廣州方便醫院”的歷史余溫。

    紳商創辦 篳路藍縷

    自清中葉以來，廣東省境災害頻仍，內亂不息。尤其是咸豐四年（1854年）的紅巾軍起義及咸同年間廣東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更使“地方殘破，征收漸絀”。廣東從此以后“有貧之實而仍富之名”。這進一步使得政府在社會救濟方面的“干預能力顯然削弱，有效地協調和控制任何大規模的活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政府主持的大規模的官賑活動也“越來越難以實行了，救災活動越來越依賴地方慈善事業，以及商業的力量”。1899年夏，廣州瘟疫流行，市民死傷無數，橫尸遍野，未死者呻吟待斃，慘不忍睹。廣州聲望較著之紳商如吳玉階、陳惠普、陳香鄰、陳卿云、蔡昌、鄧希琴、陳顯章、鄧廣南等人見此情形，自發募捐，購買城西門外金子灣地段，并在此創辦了城西方便所，專門收治在疫病流行中病倒街頭、無力醫治的窮人及收殮倒斃街頭的無主尸體。1901年進而與當時位于城北的“城北方便所”合并，改名為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方便醫院創辦之初，其經費來源有限，主要來自廣州及港澳紳商集資和捐款。經多年募捐，至1920年前后，方便醫院擴展病房16間，收容100多人，收容對象為異鄉旅客、官吏隨從、役夫及勞苦大眾。其主要業務為：贈醫施藥、招待病僑、急賑救災、殮葬施棺、帶受華僑骸骨等。方便醫院在清末的社會救濟活動中非常踴躍，“一聞災即赴救，不避艱險，不計日夜，不論遠近，不避時疫，親理病人，親濟災民”。除此之外，它還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革命事件中發揮過積極作用。1922年4月27日，黃興率同盟會起義失敗，72名烈士尸骸暴露街頭一直無人敢收殮，后由方便醫院出面與清政府交涉，將烈士尸骸殮葬于今日黃花崗72烈士墓。基于此，方便醫院在清末被譽為“九大善堂之首”。

    政府介入 加強管理

    20世紀20年代，方便醫院管理混亂，使得它在社會中的公信度降低，進而導致社會捐款大為減少，在當時曾數度有停辦之議。好在隨著廣州市政局及廣東省政府的先后建立，政府權威得以確立，素稱“辦事最著，極得人民信仰”之方便醫院的衰落情形引起了政府的關注。為了扭轉窘局，廣州市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關法規，建立健全董事制，加強財政收支管理，以便加強對方便醫院的監督與管理。

    1925年冬，廣州市教育局因方便醫院辦理不善，下令該院修改院章并選舉董事會。在政府的督促下，方便醫院于1926年3月8日初選出新的董事20人，同月10日再進行了復選，結果選出陳卿云、梁載堂等7人為新董事。為保證院內事務有條不紊地進行，在董事會的領導下，又制定了一些頗為具體的辦事細則，幾乎涉及院內事務的方方面面，使其內部的工作人員分工清楚、責任明確，一切院務活動皆有章可循，這有利于其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救濟活動的順利開展。

    為防止慈善團體在募捐活動中弄虛作假，廣州市政府于1932年9月22日通過《廣州市人民團體募捐辦法》。在政府的監管下，方便醫院在財務收支方面日益規范化。1935年，方便醫院在收受捐款時規定：“一經收受捐款，當即掣回三聯收據，并由經手收銀人簽字或蓋章，交捐款人存執”。該院還規定凡收入款項積存數千元以上者應即交付董事會指定銀行存儲。為防止偽造收據，該院自1936年起又改用石印精細花紋收據，票面刊有方便醫院正門全景之圖，騎縫處上蓋廣東仁愛善堂圖記，下蓋該院圖記，填銀碼處蓋有方便醫院全街花邊長方形圖章，并加蓋特式花樣鋼印，以資識別。

    在財務支出方面，方便醫院規定每年經費須由常務董事會編造預算并由董事會議決執行。為了保證經費不至于亂用，方便醫院還將其進支賬單張貼公示，以讓公眾監督。

    為純潔隊伍，一向積弊過深的方便醫院于1935年前后在組織上進行了整頓，對加入醫院的人有著較嚴格的規定，要求必須有該院二人以上介紹，并經該院董事會審查合格者才能加入。

    1929年至1933年爆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在此經濟背景下，對于以募捐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方便醫院來說，更是舉步維艱。為拓展籌款領域和渠道，吸收社會各界捐款，方便醫院根據社會各行業分別組織不同的征求隊，每隊設隊長一人，副隊長一至兩人。當時，征求隊的總隊長為廣東省省長林云陔，時任廣東省民政廳長、財政廳長、建設廳長和教育廳長也都在行業分隊中擔任隊長，這些行政長官在各行業中有著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動員力。可以說，以上這種募捐方式是政府與社會力量相互滲透的結果，它極大地拓寬了方便醫院的募捐途徑。

    制度轉型 成效彰顯

    在政府的監管下，方便醫院逐漸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管理制度更為完善，組織更為嚴密，財務收支更為透明。隨著其社會公信度的增長，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捐款較以前亦更為踴躍。如榮德公司捐官守望室圍墻，華僑胡文虎捐巨款建筑高崗留醫洋樓一座，簡氏親屬捐建西醫診癥室一間，趙大光藥房捐建中醫診癥室一間；此外，陳濟棠夫人每年捐助巨款，廣州市公安局局長也很熱心，所有各分局查獲賊贓私貨，均送該院。在20世紀30年代初，方便醫院由于較早地實現了制度轉型，它接受的社會捐款都令其它慈善機關難以望其項背。

    隨著收入的增加，方便醫院辦善設施也日益完善。廣州明善堂和明德善堂分別于1927年和1929年歸并于方便醫院。方便醫院在城北雙井街明善堂故址設立第一分院，辦理門診贈醫施藥。至1936年，全院占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分東西兩大病院，除單人病房52間按不同等級酌收房租外，其余的大房病床共有976張，全部免費。至1936年時，該院聘任中醫生18人，西醫師3人，義務代院贈理接生之助產士60余人，雇用職員40余人，男、女工110余人。隨著建筑規模和工作人員的增多，其救濟業務亦日益擴大，除了涉及施藥贈醫、收葬路殍外，另在水旱災害、施棺殮葬、贈理接生、招待各埠病僑、代收僑民骸骨等方面也是積極救濟，不分市內市外。

    在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方便醫院不僅渡過了艱難時期，而且重新煥發活力。據統計，僅1934年，到院就診服藥者就達15.6萬余人，入院留醫者2.41萬余人，贈棺殮葬者大棺7700余具，小棺7000余具，收葬路斃者2257人，可謂成績顯著。在20世紀30年代，方便醫院平均每月收留贈醫人數為當時各醫院的五倍左右。由于辦理較有成效，因此在當時被稱為華南最大的慈善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