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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王會賢

    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指出，“‘十三五’時期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扶貧開發工作依然面臨十分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增強緊迫感和主動性，……特別要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下更大功夫。”

    在黨中央首次明確提出“2020年消除極度貧困”的工作目標兩年后，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和省級財政扶貧資金力度不斷加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在各個村頭開展，扶貧創新機制在各地涌現。在距完成目標還有三年的時間點上，《公益時報》通過公益領域的機構和人士的視角，總結一下這場扶貧攻堅戰的關鍵所在。

    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法則

    2014年冬天，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住進了一座貧困村落——云南勐臘縣河邊村，開始實踐參與式扶貧。兩年半后，李小云在這里所帶領和開展的扶貧工作已初見成效。

    在李小云的口中，河邊村處于“深度性、絕對貧困狀態”，除了物質上的貧困，當地人的生活邏輯、思維方式都維持著“前現代的狀態”。在這樣的一個村莊，如何做精準扶貧？李小云講述了他在河邊村實踐中的總結。

    李小云認為，應該著眼于深度性貧困地區和群體，而不是深度貧困的個人。“當一個群體已經進入現代化，其中少數人被落下了，這種個體不屬于貧困問題，而可能是因為特殊的原因（疾病、懶惰等）。這種問題其實村莊內部就可以解決。”李小云說，“但是，一個地區在現代化中被落下，可能更多地是社會出現病態。像河邊村這樣的村莊，在西藏、廣西、云南邊遠地區有很多，他們的勞動力沒有走出去，生活狀態維持在前現代狀態。這些貧困村的扶貧，是現在和未來最核心的問題。”

    必須要承認，這樣的貧困村，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外界的幫助。“他們把握不了市場運作的原則，反而容易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去資源。”李小云提出了三點深度貧困地區扶貧策略，首先要做的一點，不是搞大規模開發。“大涼山的貧困不可能三五年解決，要從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開始。”李小云說，“優先做好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學前營養，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與現代倫理相適應的觀念，趕上發展的車。”

    其次是為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輸血。“基礎設施的落后在消耗他們的收入。”李小云拿河邊村原來的8公里土路舉例表示，基礎設施的放大效應遠遠大于設施本身，這條路修好后，村民在路途的花費每年要省幾百塊，村里的甘蔗和其他農產品也能順利運出去了。

    最后要做的，才是想辦法提高村民收入。河邊村的嵌入式客房，每戶可以增加兩三萬的年收入，村民們積極非常高。“在深度貧困地區做產業，收入必須要有極大的提高，否則在貧困村里頭不起作用。”李小云說。

    如何做到“在地精準”？

    除了有李小云教授這樣的一線實踐者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荀麗麗則從理論上向我們提供了扶貧中的“在地性”這一關鍵概念，即貧困治理不能只是外在范疇的強加，而應該試圖通過理解貧困鄉村的在地范疇來實現內外的溝通、轉化與更新。

    荀麗麗解釋，在地性除了基礎的天氣物候與自然風土的地方特質，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當地人行事為人的觀念，以及對善惡、公私、勤懶等概念的主位理解，也包括當地人處理鄉村公共事務的傳統和方式等。

    “在扶貧標準中，我們會發現國家邏輯和鄉村邏輯的不匹配。”荀麗麗說，“國家邏輯是要求貧困識別清晰可控，比如要對貧困人口實行建檔立卡；鄉村邏輯則不一樣，村干部首先要擺平利益避免沖突。

    他們通常會選擇各個村小組利益均沾，貧困人口多的村組不能獲得多的扶貧指標，而貧困人口少的組也還是要將扶貧指標分下去。建檔立卡的固定化也使很多村干部很頭疼，比如一個村書記說，因為村莊內部很多貧困家庭的情況相似，以前上面來的貧困戶指標都是大家輪流受益，今年你家進、明年他家進。但精準扶貧中建檔立卡戶就固定化了，鄉村社區內部會對貧困名單產生極大爭議。”

    另外，荀麗麗分析，貧困者主體性的弱化，是產業扶貧的盲點。地方政府普遍偏好一些見效快、帶動面廣的項目，扶貧資金通過“資本化”的途徑集中到合作社或龍頭公司手中，貧困戶看似坐享紅利，事實上，無論在生產階段還是分配階段都很難有效參與。更多的是“動員性參與”，而無法實現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

    荀麗麗還表示，貧困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基于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客觀存在，貧困治理不應該簡單用提高收入來解決問題，而是要考慮建立社會支持網絡，來提高各個群體面對不確定風險的適應性和彈性。

    公益機構的正確發力姿勢

    在具體的實施中，不少公益機構也發現了扶貧的“不精準”問題。

    上月，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就總結了該基金會在多年實踐中發現的“對象不精準、措施不精準、效果不精準”三大問題。

    “對象不精準”是指一些參與扶貧的人員，只要到西部地區捐錢捐物就算扶貧了。而實際上，他們也許并沒有到達貧困縣、貧困村，更談不上去找到建檔立卡貧困戶。

    “措施不精準”是指，很多單位提供的扶貧措施往往是在過年過節去慰問貧困戶，給他們送去棉被、衣服、糧食、錢。劉文奎認為這種措施是不精準的，因為它無法讓貧困戶解決貧困問題。

    “效果不精準”則是指一些扶貧方法僅僅解決了貧困戶一時的問題，“你今年給他2300元，明年不給，他明年還貧困，這個效果是不持續的。”

    劉文奎建議，社會力量參與扶貧至少應做到以下幾點：第一，精準扶貧的對象和范圍是12.8萬個貧困村、7000萬建檔立卡貧困戶；第二，應該把資源用在扶貧對象上；第三，扶貧措施應做到效果明確，而且可持續，能使一村或一戶徹底擺脫貧困。

    那么，扶貧人員該如何設計符合上述要求的扶貧項目呢？

    劉文奎說，對于暫時沒有勞動能力但可以通過一定手段干預使他們建立勞動能力的一類人，比如未成年人，應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完成義務教育甚至大學教育，使他們能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很好的收入。又如因病暫時失去了勞動能力的人群，應對他們進行治療，“病治好了，勞動力就恢復了，可能一個家庭貧困問題就解決了。”此外，對于永久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員，應考慮納入保險保障系統體系。

    對于有勞動能力，又有一定資源的貧困人群，可以通過投入創新組織生產方式、提高資源使用率等方式幫助他們脫貧。

    對于有勞動能力但缺乏資源的貧困人群，可以提供異地搬遷、就業培訓等項目。

    扶貧要有效果，也要有情懷

    河邊村的示范，“展示了一個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的模式。”李小云說。社會組織的確可以在政府顧及不到之處發揮作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模式，可以讓更多社會組織在農村實現它的使命。

    荀麗麗則為社會組織參與提供了建議。首先是注重“在地性”，激發當地的能力，避免外在力量灌輸。其次是社會組織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

    李小云還提到了更細膩的面對扶貧對象時的態度。“面對怒江、畢節生活的這些群體，你在現代生活中吃得這么好、穿得這么好，你要幫助他，用什么理念？用什么心態？”社會學家的文化敏感性，讓李小云在做扶貧時非常小心謹慎，不能只講情懷。

    “改造別人是很麻煩的事，好像我們有優勢。”李小云談到扶貧時的心理時說，“做發展研究的人非常謹慎，我們考慮的是怎樣讓一個被落下的群體，與現代文化有機地銜接上。”找到這個群體中與現代化相同的要素，從這一點慢慢拓展，使它既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又能現代化。

    （下轉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