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華人，中國慈善家和美籍華裔慈善家是否具有相同性？他們都是誰，他們的捐贈趨勢、動因和興趣是什么？如何鼓勵并加強這類慈善行為？存在何種障礙和挑戰？社會組織應該如何與他們溝通？

    9月21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全球華人慈善行動”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初步回答了這些問題。

    基于對35位中國慈善家和29位美籍華裔慈善家（2008年至2014年期間至少三年平均捐贈高于100萬美元）的調查分析，報告指出：

    他們在某些領域擁有相同的捐贈興趣，包括高等教育、醫療健康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其中，教育最受雙方關注，很多最為顯著的捐贈就是捐給了各大高校。

    他們在與政府部門合作方面則存在不同。對中國慈善家而言，與政府合作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賑災扶貧或促進教育發展方面。而在美國，與政府建立合作關系的案例相對較少，僅有少數慈善家開展過與政策教育相關的活動……

    他們捐贈了多少？

    報告顯示，中國和美籍華裔慈善家的慈善捐贈都發生了巨幅增長。

    中國慈善行業正在飛速發展。根據基金會中心網數據，2006年至2016年，中國基金會數量增長了430%。增長的主力軍是非公募基金會。2006至2016年期間，公募基金會增長率僅為123%，而同期非公募基金會增長率高達1057%。

    2014年，所有非公募基金會中，老牛基金會慈善捐贈支出最多，共計1.86億余元。由曹德旺創立的河仁基金會是中國目前資產規模最大的非高校教育類非公募基金會。2015年，其凈資產高達28.3億元，約合4.64億美元。

    2016年，《慈善法》的通過實施，將加速這一進程。“《慈善法》實施的這一年是繼汶川地震救災之后又一個捐贈高峰年份。大家最近正在探索慈善信托等新捐贈方式。”深圳國際公益學院院長王振耀強調。

    美籍華裔慈善家的捐贈在2000年以后也呈現大幅增長態勢。

    目前，全美共有近1300家華裔基金會，2000至2014年期間，華裔基金會數量增長了418%。相比之下，美國所有基金會數量僅增195%。

    鑒于此巨大增長，可見華裔基金會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里創建的，超過80%都是于2000年之后創立。

    共有四家華裔基金會資產超過1億美元，包括唐仲英基金會、戴氏基金會、陳馨祥家庭基金會以及程延焯基金會。唐仲英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華裔基金會，總資產超過3.46億美元。

    2014年，美籍華裔大額捐贈總額超過4.92億美元。與2008年的9900多萬美元相比，上漲了近5倍。高等教育是收到慈善資助最多的領域。

    他們為什么捐贈？

    只有了解慈善家的捐贈動因、捐贈目的，才有可能與慈善家展開對話。報告指出中國及美籍華裔慈善家捐贈主要受行業興趣（如教育和醫療健康）的推動。

    華人進行捐贈有很多動因，“我們的善財的基因。也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也有佛教關于財布施的影響。”王振耀表示。

    報告也驗證了這一點。報告顯示，對中國慈善家而言，行業興趣、實用性和從屬關系均為常見的激發慈善捐贈的主要原因。

    中國慈善家通常對一些主要領域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如教育、扶貧、賑災、環保以及慈善行業發展等。

    在考慮從屬關系時，家鄉、母校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影響較為常見。家族關系也被提及，但通常都是為了培養下一代慈善家或確保下一代的財富傳承。

    還有一些中國慈善家也提到了比較務實的捐贈原因，包括企業社會責任感、與政府機構合作以及提升員工敬業度。其中一些慈善家還將遵從政府規定、與政府及社會和諧合作等主題融入到了公司的宗旨使命之中。他們也提到了致力于建造更強大的社區。

    就美籍華裔慈善家而言，最常見的兩個捐贈動因包括行業興趣和個人隸屬關系。經常提及的行業包括教育、醫療健康、青少年、社區發展與當地捐贈、文化藝術。就宗教方面，基督教最常被提及，而佛教和相輔相成的東西方信仰傳統對他們的影響也有被描述。

    此外，部分美籍華裔慈善家提到受到了自己父母或祖先慈善行為的啟發和影響，尤其是在貧困或戰爭時期。例如，鄭安瀾分享了自己兒時在上海母親對她的影響。雖然出身富貴，鄭母總是對需要幫助的人抱有強烈的同情心，并常常鼓勵兒女盡可能地幫助他人。還有一部分家庭影響則來自于鄭女士對其丈夫的猶太文化傳統和社區精神的傾佩之情。

    較少情況下，一些華裔慈善家明確表達了希望創造社會影響。一個事例就是致力于解決醫療健康問題的黃馨祥。

    他們如何看待向中國捐贈？

    基于華人的身份認同，在考慮捐贈對象時，中國及美籍華裔慈善家均十分看重種族聯系。

    非大陸地區的中國慈善家中，約一半人都提及自己曾出于種族聯系進行捐贈。幾乎所有來自港澳臺地區的慈善家都提到了自己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慈善活動。

    基于種族進行捐贈的事例包括高等教育領域的一些捐贈。很多慈善家都表示需要資助中國學生接受全球化教育。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也逐漸開始對全球趨勢產生影響并受其影響。培養中國的年輕人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的領袖已是勢不可擋。例如，張欣、潘石屹夫婦資助了很多中國年輕人，促進他們造福中國以及全世界。

    三分之一接受采訪的華裔慈善家都資助過與自己種族血統相關的項目，或與大中華地區的組織合作過。值得一提的是，超過一半的華裔慈善家都提到與大中華地區、美籍華裔傳統或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保護相關的項目。那些沒有明確提及與華人傳統相關項目的慈善家主要關注科學技術領域，并指出那些領域的進步將有利于全人類發展，促進理解。

    其中一個基于種族血統進行捐贈的常見領域是高等教育。很多華裔慈善家都優先支持中國學生接受全球教育。例如，馮國經、馮國綸倆兄弟就出資為中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趙錫成博士一家為紀念趙朱木蘭向哈佛商學院捐建了一座高級管理培訓中心，培養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段永平和劉昕夫婦向俄亥俄大學進行了大量捐款，以支持中國學生追求傳媒領域的職業或進行創業。

    他們如何衡量捐贈產生的影響？

    對于如何衡量捐贈產生的影響，一半中國和美籍華裔慈善家都提及具有可衡量影響的項目。然而，雙方都較少表現出主動實現社會影響的意圖。相對而言，更多美籍華裔表示希望創造影響，體現出美國慈善文化對影響更為重視。

    報告顯示，一半中國慈善家都提到具有可衡量影響的項目。這些慈善家或基金會員工都提及了項目活動的社會成果。很多還對項目的影響進行了收集和記錄。

    這些慈善家中，至少有兩位慈善家聘用了第三方機構進行獨立的項目評估，包括通過控制對比的方式估算影響。例如，曹其真女士和其領導的澳門同濟慈善會對自己支持的一項鄉村教育項目就進行了影響分析，而由周慶治先生領導的南都基金會也支持了第三方對他們的賑災項目進行了評估。

    然而，像這樣進行嚴謹的評估的案例還較少，說明慈善家還需更加關注并致力于創造影響，進一步探索與自身愿望和意圖相匹配的實踐方式。

    一半的美籍華裔慈善家舉例提到了具有可衡量影響的資助項目。這樣相對而言較高的比例可能源自于美國慈善文化對社會影響的關注，即美籍華裔慈善家和員工比較看重對影響進行匯報。

    美籍華裔慈善家中，至少有兩項對社會項目進行獨立評估的案例。這些評估包括通過控制對比的方式估算影響。例如，程正昌、蔣佩琪夫婦及他們引領的程氏信托就對所支持的“自我領導力”項目進行了影響評估研究；程延焯信托也對夏威夷地區的PUEO項目進行了評估。像這樣相對頻繁、為衡量影響而做出努力的事例體現出美籍華裔慈善家相對了解且重視自己所資助的項目產生的影響。

    社會組織等應如何與慈善家合作？

    基于研究結果，報告對相關各方提出了建議：

    對行業專業人士而言，要了解慈善家擁有不同的捐贈動因，以及針對不同的捐贈目的，所適合的組織結構和資助策略也會有所不同。對于注重社會影響的慈善家，可能需要戰略規劃、監測評估及戰略性溝通方面的協助。應建立與新興中美慈善家的合作關系并增進相互交流。

    對社區型組織而言，應開展與慈善家更有效的交流，從而更好地傳達資助社區型組織的緊迫需求。了解慈善家的捐贈動因和預期影響，確保慈善家的興趣與機構自身使命及能力相符。認識中國與美籍華裔慈善家的增長潛力，探索雙方共同感興趣的項目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健康和環境領域。

    王振耀對此表示認同，他說：“這是一個過程。需要雙方有一個互相理解和學習的互動。公益組織要尊重慈善家，要理解他們的使命，要善于使自己的項目與慈善家的使命結合起來。”

    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應繼續制定有助于推動慈善捐贈、鼓勵問責制的政策。對中國而言，確保新法律能夠簡化基金會注冊步驟，鼓勵使用非現金支付工具建立基金會，考慮行政成本，并優化職責上報過程。

    在尊重慈善家與政府發揮各自獨特作用的前提下，探求雙方互惠互利、建設性的合作方式。突出有效的合作模式，鼓勵注重社會影響。支持數據收集和報告，以推進透明度、問責性和對行業的信心。

    ■ 本報記者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