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社會上的激烈爭論，關于公益事業到底要不要做社會企業、如何做社會企業，我認為不同觀點的表達是非常有益的，但在爭論中也看到，由于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和功能沒有做出清晰的說明，導致了觀念上的混亂。

    我們定義社會企業為市場化經營但不以盈利為終極目標的企業。不以盈利為終極目標并不意味著社會企業不追求盈利，只是利潤并非它的終極目標，而只是中間目標，為公益終極目標服務的手段。社會企業所產生的利潤全部返回捐贈人所指定的公益事業，換句話說，社會企業從不分紅。

    目前一些看似截然對立的觀點，其實分歧并不大，觀點的不同主要源于定義的缺失和概念的混淆，特別是沒有明確區分公益和公共品，把公益事業和公共品（包括公共服務）的供應混為一談。例如摩拜單車，盡管它有公共交通的性質，因此可以歸入公共品的范疇，但它絕對不是公益，而是有著明確商業目標的、營利性私人企業。基于同樣的理由，新東方既不是公益組織也不是社會企業，雖然教育有時被認為是公共服務，新東方和摩拜一樣，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人企業。這兩個例子屬于公共品的商業化經營，和公益是本質上不同的概念。

    公共品和公益的區別正是營利性，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如高鐵、機場、基礎教育等，經營公共品的企業都要營利，而社會企業的特征恰恰是不以盈利為終極目標。

    社會企業的操作是市場化的，可以也應該追求利潤，這意味著對社會企業經營團隊的考核以利潤為主要指標，因為利潤是企業效率的最好的衡量。

    倡導社會企業的目的在于提高公益事業的效率和可持續性。鄧飛團隊所做的“e農計劃”，這個項目專門幫助貧困和邊遠地區的農民銷售當地的土特產，比如云南的核桃、陜西和四川的獼猴桃。他們建立了銷售渠道，將這些土特產賣到沿海的大城市，“e農計劃”收取一定的費用，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營銷費用。我認為“e農計劃”就是一家社會企業，以商業經營效率為中間目標，而它的終極目標還是公益，幫助邊遠貧困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自立。

    目前我國還沒有社會企業法律上的定義，也沒有對社會企業的扶助性政策，比如說減免稅收等，需要我們在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上盡快推出。

    提倡社會企業，主張公益活動的市場化的運作是否會降低人們的道德水準，淡化人的利他動機？社會企業不分紅，是否會影響人們參與公益活動的積極性，從而阻礙社會企業的發展？我認為都不會。社會企業堅持不分紅，體現了人類的利他精神。清晰地界定公益性的社會企業和盈利利性的私人企業，有助于公益活動的推廣，因為如果把兩者混為一談，社會企業分紅，會使公眾懷疑企業從事公益活動的動機，挫傷他們參與公益事業的積極性。

    在近期的爭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益領域中提倡社會企業，追逐商業利益是動機不純。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必過度在意人們的動機。如果在路邊遇到了一個乞丐，我會把身上的零錢給他，你說我的動機是利己的還是利他的？施舍零錢對我沒有任何利益上的回報，應該是利他的吧？有一些公益行為的動機就說不大清，比如說有一些企業做公益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社會知名度，以便推銷企業的產品。

    我們既認可對乞丐的施舍，也贊賞通過利他來達到利己目標的公益。我們既希望保持中國儒家“仁者愛人”的傳統，也對特蕾莎修女出于信仰的公益充滿了敬意。面對風言風語，特蕾莎修女很平靜地講：不管人們說什么，我還是要行善的，因為這是我和上帝之間的事，和其他人沒有任何關系。種種不同的動機，種種不同形式的公益，都值得鼓勵和提倡。不必追究動機的正當和純粹與否，只要能緩解受助人的痛苦，只要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我們都應該持歡迎和包容的態度。我們的社會需要包容，公益事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