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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文梅

    2017年9月28日，一篇名為《愿您今后多去喝茶唱歌，也常回來坐坐》的文章在公益圈里刷屏了。文中充溢著對同一天正式卸任理事長一職、光榮退休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的感謝和祝福。這篇文章發表于中和農信官方微信公眾號，文中稱段應碧為“一位有責任有能力、可親可敬的長輩”，盡述他在履職期間的努力和盡責，文章跟帖評論者多為基金會內部的普通員工，他們從不同角度表達了對段應碧多年工作的肯定、贊賞和不舍之情。

    這引起了《公益時報》記者的好奇和興趣——據了解，段應碧今年77歲，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了12年。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樣的基金會會長，12年的公益扶貧之路，他又給并肩前行的同仁和后輩們帶來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

    “咱們不按照你那個采訪提綱說行不行啊？能不能我自己想說點什么就說點什么？其實我還是不大愿意說個人，個人有什么說頭哩？我也不喜歡說‘官話’，就當聊聊天吧，我更多地想說點在公益組織干了十多年到現在的一點個人體會。”

    2017年10月中旬，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段應碧會長的辦公室里，他與《公益時報》記者剛一打照面，就用夾雜著四川口音的普通話笑瞇瞇地“丟”過來這么一句。

    段應碧頭發全白，看上去偏瘦，身板卻顯得很硬朗。他總是還沒開口就先“嘿嘿”地跟你笑，話語間始終透著幾分從容、睿智和幽默。

    采訪中，段應碧跟《公益時報》記者談起中國扶貧基金會早期的“母嬰平安120行動”，該項目不僅是他到基金會工作以后考察的第一個項目，也讓他真正意識到公益組織在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不但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對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談到中國扶貧基金會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幫扶時，段應碧給《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當年自己是如何靠著信用社資助的八塊錢上初中的故事。

    “那一年，我跑到縣里去考初中，沒想到還真考上了，當時我們一幫同學就我一個人考上了。考上之后惱火的事情就來了，上初中要交八塊錢——六塊錢的伙食費和兩塊錢的學費，我去哪兒找這個錢哩？那天我的老父親就領著我去賣豬。走到半道上碰見我們村的一個農會干部，他就問我們干啥去，我們說去賣豬。他很奇怪：‘咋這個時候賣豬？’因為那時候農民養豬一般都是等著到年底殺年豬去賣的。我老父親就說沒辦法，娃娃要讀書，沒錢，賣了豬才好湊錢。這位農會干部聽聞后，現場寫了張字據，又從另一個口袋掏出一盒紅色的印泥，讓我們按個手印，說這錢信用社借給我，然后當場就把八塊錢給我們了。”

    這段經歷讓段應碧終身難忘，這也成為他后來不遺余力地支持農村小額信貸項目的動力。但他說，離任前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讓政府和業界真正認識小額信貸的作用，沒能為同事們打開工作局面打個好基礎，這件事最讓他掛心。說到此處，段應碧的眼圈紅了。

    談到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的公益之路，段應碧認為，其實每個人都有愛心，但當下中國參與公益的人還是少數。雖說現在年輕人生存競爭激烈，都要忙著掙錢過日子，但也不能光顧著自己眼前的這一畝三分地，人的一生還是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就拿我來說，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人生也快走到了終點，即將到達彼岸，但我自己覺得在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這12年很有意義，因為我還是為社會做了些好事和善事。我在這里一不拿錢二不領取啥報酬，干多干少是一回事，但至少我認真地干了一些事。我這輩子，在工作上為農民、為窮人盡力做了一些事，心還是比較安的。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訪談

    實現“全面脫貧”關鍵在人

    《公益時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作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的承諾。根據您在扶貧一線多年的工作經驗，您認為三年之后是否能夠實現這個目標？

    段應碧：這個目標，我認為是個底線目標，就是說你無論如何必須做到。因為中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到了2020年我們宣布進入全面小康社會，肯定要給大家一個交代，如果到時候還遺留下很多農村貧困人口，或者還有些農村貧困戶明明沒有脫貧，卻是“被脫貧、被小康”的話，那我們黨的公信力體現在何處？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脫貧攻堅不落下一個貧困群眾”，說的就是最底線的目標。因為我們強調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非“基本建設小康社會”。

    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我認為這個目標可以實現。從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扶貧工作高度重視，采取的措施力度也很大。無論是在重視的程度、投入的強度、工作的力度等方面都是空前的。從前幾年到現在的數據來看，每年都可以減少一千多萬的貧困人口，這個勢頭當然很好，但要最終實現這個目標，難度也是很大的。

    《公益時報》：您覺得困難可能會出現在哪些方面？

    段應碧：難度最大的就是“深度貧困問題”，難就難在這個地方。比如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造成這些地區貧困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不光是基礎設施差、收入水平低，當地的社會整體發育程度都很低，這樣的情況下要完成全面脫貧，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樣這個目標還是能實現的，我們還有三年時間。它的實現主要靠兩條——

    一個是靠資金，一個是靠工作。錢咱們現在不缺，能拿的出來，最關鍵的是工作做得要跟的上去。算起來目前咱們的深度貧困人口500多萬，從咱們國家的現有力量和能力來說，這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我不擔心錢的問題，擔心的是如何能把工作做到位，包括咱們一線的基層干部如何蹋下心來去努力，把這項工作真正落實好。

    品牌項目和公信力是公益組織立身之本

    《公益時報》：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12年間，您認為作為一家公益組織，安身立命、健康發展的根本是什么？

    段應碧：公益慈善組織除了對政府工作的拾遺補缺，還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育，通俗一點就是“傳播愛心”。一個社會要想正向的發展，就要提倡一個“善”字，如何把這個“善”字發揚光大，公益慈善組織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一般基金會都講“籌資規模”、“受益人口”，我們基金會還要加一點：“參與人數”。過去公益籌資光是盯著那些老板，好像普通老百姓就沒事似的，扶貧基金會在這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的。

    據我們的統計，每年我們基金會募捐所得的占比中，普通民眾那種十塊、八塊的捐款分量不小，占了40%以上，捐款額度將近2個億，差不多是我們年度總籌資的一半了。在我看來，那些身家幾十個億的老板捐個幾百萬，和那些退休工資也就2000、3000塊錢的工人捐出的十塊錢，慈善之心是一樣的，同樣值得尊敬。

    在基金會工作中，我覺得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就是要有品牌項目。你不能憑會長的人脈關系去籌資，而是要靠你做的項目去籌資。你的項目做得好，有真實的故事可講，能夠感動別人——這樣的籌資才是有分量的，可持續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強調一點：我們不承諾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你給我錢我也不能要。我們的項目要看得見、落得實，能夠真正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人家自然愿意奉獻愛心。我們培育一個項目最少三年的時間，從可行性調研到項目落地，這中間需要我們的工作人員付出大量的心血，最終才能夠拿出實實在在可行的東西。那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張嘴一說“我們做這個！我們做那個！”

    第二點就是一定要有“公信力”，絕對不能來假的。我坦率地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坐在玻璃缸里頭的，四面八方都可以觀察到你、看得到你，咱們沒有保密的事情哩。

    這個東西你怎么保密？我們的賬目誰都可以隨時來看，你要來假的那是不行的。捐錢的人最擔心的一條就是被騙了，自己的愛心錢沒有花到實處，這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比如一個老板，他掙點錢也不容易，他覺得自己成功了，就拿出一部分錢做公益捐助，表達自己的慈善之心。但如果這筆錢一下子沒弄好，他心里頭是會很難受的。

    比如曹德旺當時給我們捐兩個億，談好合作要簽字的時候，他覺得那些年輕人會不會不大穩妥，就直接提出說“把你們會長叫來簽字！”他覺得這個會長年紀也不小了，大小還是個官，怎么也不會亂來。最后我去當面跟他簽了字，他才把這兩個億捐了。

    《公益時報》：您去跟曹德旺說了什么，他才把心放進肚子里了？

    段應碧：我去了也不跟他夸什么海口，我就跟他說：“這個事我們能做好！”就是讓他放心，讓他自己明確捐贈意愿，我們有一套具體的工作方法，能夠把它執行好落實好。

    現在我們基金會還會定期讓捐款者自己選出一些代表，到他們所捐贈的項目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讓他們親眼看看這個事情到底做得怎么樣，進展如何，讓他們心里踏實。

    分層決策負責制，資歷關系靠邊站

    《公益時報》：作為一家成立28年的老牌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內部治理及項目管理這兩方面有何獨特的經驗可以分享？

    （下轉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