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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做到脫真貧、真脫貧”。但目前全國還有約3000萬人尚未脫貧，而與過去的貧困人口不一樣，這些屬于最難脫貧的人口——并非能力問題，而是當地文化、風俗習慣決定了脫貧致富動力不足。

    因此，隨著精準扶貧攻堅戰的愈發深入，如何引進先進文化和制度，促進貧困人口主動脫貧成為下一步完成脫貧任務的關鍵所在。而眾多像中國扶貧基金會這樣在扶貧前線探索實踐多年的社會組織，已紛紛摸索出不少為貧困鄉村“賦能促動”且可被廣泛復制的脫貧路徑。

    在這場“非贏不可”的攻堅戰中，如果擁有集中優勢的政府是殲滅戰場上的主力軍，那么，擅于在細微之處究底深挖、對癥下藥的社會組織，無疑是陣地戰場上的“排雷兵”、“爆破兵”。

    找準切入點

    社會組織精準扶貧空間尚廣

    2017年11月30日，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聯合華中師范大學發布了《中國精準扶貧發展報告（2017）》，聚焦了精準扶貧從政策到實踐的轉化過程，在揭示了我國近年來取得的成效和經驗的同時，也指出了策略實施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其中，“部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引起了各方面專家的認同和重視，這也是十九大報告提出“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的原因所在。

    在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就指出，許多貧困人口沒有脫貧的志向，“扶貧干部很著急，但貧困人口不著急”；有貧困人員對于產業扶貧不積極，因為擔心銷售出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汪三貴認為，貧困人口有了技能和脫貧的動力，脫貧會更快一些，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重點。此外，一些深度貧困地區往往在邊遠及交通不便的地區，應促進產品銷售和旅游業等產業發展。

    而社會組織成員絕大部分來自于基層，其貼近群眾的天然優勢可以最直接了解貧困群體的是繼續需求，其“自下而上”的點對點扶貧方式也為實現靈活多樣的差異化扶貧服務提供了可能。同時，社會組織在扶貧細分領域的專業化、精細化優勢，也可彌補政府資源有限和公共產品單一等“短板”。

    發揮各自專長

    社會組織展現別樣活力

    在精準扶貧中，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發揮了不同的職能，不同專業背景的組織發揮特長，提高了扶貧效果。

    一些大型社會組織具有很好的品牌效應，籌款能力較強，可以實施較大規模的扶貧項目，覆蓋比較大的貧困地區，成為精準扶貧的重要力量。

    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至今已有28個年頭，目前年均籌款規模在5億元左右，且在健康扶貧、教育扶貧、生計扶貧和救災扶貧上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2017年10月，在蘇州舉辦的首屆“中國公益新勢力·金雞湖論壇”上，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總結了基金會近些年在鄉村脫貧方面的成功經驗——以村民為主體，形成合作社、協會、股份公司等形式，以市場為導向，打造鄉間高品質產品或服務品牌，實現鄉村脫貧。

    目前，基金會在地震災后村莊打造的鄉間民宿供不應求，“基本都需要提前一個月預定”，而在旅游資源不足的村莊摸索的“善品公社”電商項目也讓許多深山里的優質農產品走向了市場。

    一些機構規模較小的“草根”組織，長期在基層工作，與農民保持了密切的關系，成為農民真正的朋友。

    2017年初，耶魯大學畢業生秦玥飛當選“CCTV感動中國年度人物”，讓他和他發起的“黑土麥田”公益機構響遍全國。這個讓海內外高校學子深入貧困農村，用踏實勤奮的態度和創新創業的方式解決鄉村貧困難題的“草根”組織，為精準扶貧的攻堅輸送了新型人才，也提供了一道全新的解題方式。

    一些具有專業背景的社會組織基于組織的特長，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以專業度滿足了多樣性扶貧的需求。

    作為以企業家為主體組成的社會團體，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在生態脆弱地區實施社區參與的環境保護項目，在保護環境的同時，增加了當地居民的收入，改善了當地人的生計。

    2017年11月22日，國務院扶貧辦下發的《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指出，“社會組織是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重要載體，是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精準扶貧進入攻堅拔寨的關鍵時期，這一通知的意義不僅在于推動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同時也重點關注2020年以后如何扶貧的問題——隨著大量貧困人口脫貧，如何保證他們不返貧，是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需要長期的工作，因此，社會組織在長期的扶貧周期中將更加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案例

    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鄉村脫貧實踐

    2017年10月13日，劉文奎在蘇州舉行的“中國公益新勢力·金雞湖論壇”上對中國扶貧基金會助力精準扶貧、探索鄉村發展之路的實踐進行了分享。

    他回憶道，在2000年時，基金會遇到的一個困惑是，許多開展了扶貧項目的村莊在幾年后又回到了老樣子——村民收入沒有增加，收入結構沒有變化，村莊面貌沒有改觀。在總結原因后，基金會認為，每次投入扶貧的資源量過小，沒有堵住鄉村貧困的“漏斗”是導致沒有“真脫貧”的原因。

    在此發現上，基金會開始以村莊為單位，投入相對多的資源，開展社區綜合發展項目，摸索出了一條“以村民為主體，以合作社為基礎，為其注入產業發展項目”的路子，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基金會現今的兩個品牌項目：美麗鄉村項目和民宿項目。

    在旅游資源可待開發的邊遠村莊，包括在地震災后地區的村莊，基金會結合當地的自然環境，組織村民建立合作社，讓他們成為股東，邀請設計師進行規劃，打造一批精品的房子作為民宿，并為村民培訓，讓他們具備配套的接待能力，所獲利潤分給全體居民。

    在沒有旅游資源的村莊，基金會開發當地的土特產品，幫助當地農民接觸電商。基金會為此成立專門的社會企業“善品公社”，其主要任務就是解決農民通過互聯網銷售農產品的三大瓶頸——質量、規模和品牌。

    劉文奎坦言，從2004年至今，一路走來，基金會經歷了不少失敗，但最終找到了開啟農村發展鎖扣的“金鑰匙”，他說：“這個‘金鑰匙’有三個要點：第一，方向，這是最重要的，要以市場為導向；第二，做出合格或者品質很好的產品或服務，這樣消費者才愿意跟你等價交換；第三，將農民團結、組織起來，組織形式可以是合作社、協會、股份公司等。”

    ■ 本報記者 高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