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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貧民窟做志愿者的時候，晚上就住在地下倉庫里，環境惡劣到常人無法想象，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老鼠都會肆無忌憚地在我身邊跑來跑去……嗨，一個人有過這樣的經歷，以后再遇到什么事那都不叫‘事’。” 這段故事發生在2006 年，那時陶澤是作為Ashoka基金會項目經理在巴西Belo Horizonte貧民窟工作，負責社會企業的篩選和扶持。大學畢業后，他說要利用沒有正式入職之前的空當期做公益回饋社會，便以國際志愿者的身份遠赴巴西貧民窟工作。 加入基金會中心網之前，陶澤還曾擔任麥肯錫公司發起的NPP公益創投基金常務副總裁，負責機構的整體運營和發展。 2009年，陶澤正式加入基金會中心網，迄今已是第九個年頭。作為總裁，總結這近九年的工作，陶澤用了一個詞：“無悔”。他說前不久自己還在理事會上說：“從28歲干到37歲，從一個人干到四口之家，成為‘兩個娃的爸’，這中間經歷太多。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互聯網是實現透明自律的最佳載體 《公益時報》：基金會中心網理事會的架構特點鮮明，既有公益元老商玉生，也有徐永光、康曉光等幾位行業專家，還有王行最、李勁、彭艷妮這樣一些有過海外留學和專業工作經驗的公益人。這樣的理事成員構成對基金會中心網發展的影響與作用體現在何處？ 陶澤：理事會的幾位元老告訴我們，搭建“基金會中心網”這樣一個機構，早在1990年就有過思考和嘗試。1998年我們就注冊了域名，2009年投入啟動籌備，直到2010年7月正式成立。這樣一段軌跡的回述，能夠讓大家更加了解這段歷史沿革，不忘初心。而王行最、李勁、彭艷妮這幾位的加入，可以幫助我們在機構建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和目標。有了這個認知基礎，我們在員工招聘、資源拓展方面，就會主動和國際優秀機構建立聯系，互通有無。這樣一個架構的配置，為我們團隊的健康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因。 《公益時報》：從有發心要做這件事到最終機構創辦，中間跨度差不多有20年時間。基金會中心網為什么會選擇在2010年這個時間節點成立？ 陶澤：按照我們創始理事長徐永光的話來說，選擇這一年成立基金會中心網是因為各種條件都具備了。2008年，汶川地震被稱為“中國公益元年”。2009年，清華大學鄧國勝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談1000億善款的去向問題，此事也在公益行業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因為“善款到底是怎么使用的”這的確是一個關鍵問題，不說清楚是肯定不行的。這也讓中國公益行業第一次有了一種緊迫感——我們公益機構的透明度該如何體現？否則下一次再出現問題的話，很可能公眾就不會再給我們機會了。 當時正好趕上徐永光帶著國內一個公益行業代表團到美國訪問，那次也拜訪了美國基金會中心。這家機構是個超過60年歷史的老牌機構。負責人介紹說，機構成立的背景也是因為當時美國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公眾質疑，美國慈善基金會這個行業差點就被注銷、被“消滅”掉了。 美國基金會中心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都在嘗試用各種辦法來體現慈善公益機構的透明度。 拜訪中，美國基金會中心總裁向中國代表團現場演示了機構運行的一套數據化系統，比如嚴謹專業的分類、便捷快速的查詢功能。應該說這次訪問所見所聞，對后來我們創辦基金會中心網很有啟發。大家一致感慨說，多年來我們都想追求公益行業的透明自律，最后發現互聯網是最好的載體。回國之后，徐永光老師就開始四處奔走，呼吁行業內部同仁集思廣益想辦法，求共識，2010年7月8日，中國基金會中心網正式成立。 《公益時報》：這中間還順利嗎？ 陶澤：這是一個從0到1的創舉，所以其實很難形容，酸甜苦辣都有。現在再回首過往，我覺得就是一種“不東”的精神——就像唐僧師徒四人一樣，即使歷經磨難，不取到真經，絕對不回到東土。那時候就沒有想過后退，只想著那個目標在哪里，我們一起去實現那個目標。當時我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就四處找地方；沒有數據，就一個一個的扒，再難那也得生扛著。當時有兩個年輕的女員工，為了多上幾條資訊，兩天兩宿沒有回家，晚上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辦公桌上躺一會，睡醒了接著干，那時候真的是一種艱苦創業的感覺。不夸張的說，我們理事會中的有些老師，為此從青春熬到了白頭了，好在夢想終于實現了。 “數據腐敗”是自毀公信力 《公益時報》：基金會中心網相關數據發布的標準和依據是什么？如何保證這些數據信息的客觀真實有效？數據信息管控方面有否科學管理體系？ 陶澤：玩數據的人最怕數據造假，或者是“數據腐敗”。從一開始我們的理事會就明確了一點：我們所做的一切必須基于法律依托和支撐，這樣我們工作起來才會更名正言順。 中基透明指數FTI是一套綜合指標、權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參數，以排行榜單為呈現形式的基金會透明標準評價系統，由基本信息、財務信息和項目信息三個方面41個客觀評價指標組成。 數據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個是民政部門向社會公開的數據；二是基金會自身通過不同渠道公開的數據；另外就是基金會向我們提供的信息。 我們不做評價，因為任何評價都難免會有價值觀的導向，我們的定位就是信息披露平臺，只做信息的搬運、只呈現客觀事實，其他的屬于仁者見仁。所以我們有專門的聲明：若屬于數據錄入錯誤導致的問題，那是我們的責任；但如果原始數據本身造假，與我們無關，由數據提供者自身承擔責任。 現在大家看到的評價體系其實更像是一個基金會“達標賽”，每家基金會最后都可能達標，就看你想不想達標，你能付出多大努力。 《公益時報》：那如果有一家基金會找你說“給你一百萬，你把我們機構的分值調高一點行不行？”你怎么辦？ 陶澤：聽上去很誘人，但只要你這么做了，以后你就再也沒有公信力了。所以我們在最初設計指標的時候，就專門關注過榜單“水分”問題。我們在設計透明指數的時候，把它做成了全客觀體系，里面所設計的每一個分值我們CFC的人都是看不到的，計算機有它自己的一套算法，我們只負責數據錄入。所以你要想花錢買高分值，讓電腦在計算過程中故意出錯，那你就去跟電腦談吧！ 另外，我們會把涉及的41個相關指標全部對外公開，我們在推行業透明度的時候，首先一定會確保我們自身是全透明的。這樣我們才能建立公信力。 《公益時報》：目前入駐基金會中心網的基金會有多少家？從數據來看，國內基金會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是怎樣的？ 陶澤：基金會中心網剛成立時有1857家基金會入駐，到今天為止，已經有將近6400家基金會入駐，差不多翻了3倍。 從行業發展趨勢來看，一是更透明，二是更創新，三是更合作，最后就是更國際化。2010年我們成立的時候只有16%的基金會有數據披露，現在90%以上的基金會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創新是從互聯網層面來看，比如線上線下籌款方式的創新，項目支持設計的創新；從合作這個角度看，就某一個共同的社會話題，行業內人士開始有自發意愿且主動加強合作交流的認知。 國際化方面，中國扶貧基金會這幾年走得還是蠻“猛”的，在很多國家設立了他們的辦事機構；愛德基金會在瑞士日內瓦設立辦公室，面向歐洲介紹自己，向世界傳播中國。 通過數據介紹公益慈善突破 《公益時報》：從2009年基金會中心網籌備到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八個年頭，它對于國內公益機構的發展進步意義何在？ 陶澤：在基金會中心網成立之前，只有美國人能夠通過數據來介紹自己國家的公益慈善影響力，現在中國成為第二個有能力、用全面的客觀數據向全世界介紹本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國家，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公益時報》：目前其他發達國家這塊內容屬于空白嗎？ 陶澤：是的，目前只有美國和中國做得到，這絕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從我國來說，此事能夠得以落地并且良性發展，源于民政主管部門對于推動公益慈善事業透明公開重要性的先覺意識和高度前瞻性，因此這方面的立法比較到位。 在此基礎上，民政部花了很多時間去制定信息披露的模板，讓這個模板更易于被公眾理解和接受。同時，在實際操作方面，民政部門還將傳統的數據錄入方式做了創新，完全信息化。 既有法律基礎，又有相對完善的信息披露指標，最后采用信息化使用手段，三位一體，公益慈善信息公開體系就比較到位了，公眾當然也能更好的使用這種信息手段，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礎上，公益慈善的社會參與度自然會提升，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公益時報》：當下要解決的工作難點是什么？ 陶澤：要讓信息化手段更加普及，信息技術更加專業化、精細化。目前我國有官方網站的基金會還不到40%，數據化發展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我們要加大力度、提升速度，將我們的工作盡快推向數據化發展的快車道。 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公益之路？ 陶澤：資源會越來越多，效率會越來越高，這是我近幾年一路走來看到的一個方向。 首先從資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穩定性不斷地提升，大家的安全感越來越強的情況下，也自然更愿意把個人財富作捐贈，相應地行業資源也就越來越豐富。 效率方面，無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的專業化水平和數字化水平，還是我們整個行業結合數字化水平帶動透明度的提升，都能在未來逐步引領行業走入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帶給我們最直接的幫助就是能夠精準的做事情。未來我們的行業精準化程度也會越來越高，比如環保、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等領域，都會因此大踏步的前進。 資源多了，效率高了，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整個行業會因此更加蓬勃地發展。現在我們整個公益慈善行業的資產是1300億人民幣，年度支出是400億人民幣；目前美國基金會資產是8900億美元，年度支出是460億美元。差距肯定有，但中國經濟在不斷地朝前走，我相信未來公益慈善領域也會越來越好，因為我們是順勢而動、順風而行的。 ■ 本報記者 文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