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3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與梅琳達·蓋茨發布了他們的第十封年度公開信，坦率地回答了他們“常被問到的10個難題”。作為基金會北京代表處的首席代表，李一諾也借此機會，挑選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國難題”進行回答。她表示：“希望各位在讀完后能夠對我們在中國的工作更加了解和認同，對我們支持的目標更加樂觀而篤定。”

    問題一：蓋茨基金會特別重視“中國創新”，但中國以前一直被認為是“山寨大國”，中國的創新實力真的有這么強嗎？

    李一諾：中國的科研和創新實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中國的研發投入僅次于美國，到2020年將有望超越美國。中國已經在某些科學領域成為掌握主動優勢的引領者，比如克隆、胚胎學和病毒學，量子互聯網和太空領域等。

    蓋茨基金會在與中國多年的合作過程中，也看到了中國在創新方面的巨大潛力。比如 “商環”，它不僅大大減輕了手術的痛苦，而且具有價格低廉、微創、易于醫療人員操作等諸多好處。“商環”已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預認證，表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經達到世界級水平。

    商環的誕生背景是：中國的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整體醫療水平相對較低，傳統的包皮環切手術可能因醫務人員水平參差不齊造成患者額外的痛苦，并且費用相對老百姓的消費能力來說很高。這樣的發明很難出現在一個醫療資源相對豐富、消費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大家沒有原因也缺乏動力去做這樣的創新，因為他們無法感同身受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所以像這樣的創新發生在中國并非偶然。

    問題二：蓋茨基金會希望中國的發展經驗能夠輸出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的發展模式非常獨特，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公共衛生成績是在所謂的“制度優勢”下取得的，對于其他社會制度的國家，中國經驗具有可復制性嗎？

    李一諾：的確，中國很獨特，但話說回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國情。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人均GDP曾長期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可以說，中國在比非洲還要差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疾病監測和控制體系。通過嚴格的監測和治療，中國的瘧疾發病人數已經從1950年代的3000萬例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3373例。

    中國經驗至少提供了兩個方面的借鑒：一是中國已經用實踐證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二是我們可以總結出成功的關鍵措施。我們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將中國經驗轉化成適合當地的模式，在不同的衛生體系下把同樣的關鍵措施做好。但前提必須是：充分了解受援國的衛生體系、能力和基礎設施情況，因地制宜，絕不能生搬硬套。

    再以農業為例，中國和非洲的農業生產方式都是以小規模經營模式為基礎的，有一定相似性，而且都處在從低水平的農業生產向高水平的現代農業的轉型過程中，中國走得比非洲快一些，特別是中國通過推動農業發展進而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取得成功，所以中國的經驗與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相比，具有更實際的借鑒意義。

    問題三：疫苗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公眾關注的焦點。某些案件引發的廣泛擔心導致很多家長不愿意給孩子接種疫苗。蓋茨基金會是否擔心中國生產的疫苗的安全性和質量？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你們仍然選擇與中國疫苗生產企業合作去解決全球流行病挑戰？

    李一諾：疫苗每年可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是最經濟有效的健康干預手段之一。停止使用疫苗才會對生命造成真正的威脅。

    2011年和2014年，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分別通過了WHO國家監管能力評估的首次認證以及再認證——這是世界公認的對疫苗監管水平的科學而全面的評估——標志著中國疫苗監管體系已與國際接軌。超大人口樣本量的數據也足以自證：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疫苗研發、生產、使用和監管體系。

    蓋茨基金會之所以與中國的疫苗企業合作，是因為中國企業有實力生產國際水準而且更加經濟的疫苗。也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用同樣的資金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我們正在與中國積極合作，釋放這種潛能。未來10年內通過WHO預認證的中國疫苗將會呈現“井噴”態勢，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疫苗在醫藥產品當中屬于門檻最高的領域之一，很多國家尚未具備疫苗的生產和研發能力。中國在疫苗行業的進步和趨勢，足以讓我們對中國的健康產業充滿信心。

    問題四：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預計幾年后將超越美國。中國自身在扶貧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為什么你們還要支持中國開展扶貧工作？蓋茨基金會能給中國帶來什么獨特的價值嗎？

    李一諾：中國的確有成功的扶貧經驗，但在消除貧困的“最后一公里”上，中國剩余貧困人口的致貧原因更頑固、更復雜，過去主要采用的以經濟發展和政府基礎設施投資為基礎的扶貧戰略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所以才會有現在我們看到的“精準扶貧”戰略。

    自從2007年進入中國以來，蓋茨基金會一直致力于與中國合作，幫助中國解決重大健康和發展挑戰。我們自然希望能為中國扶貧的“最后一公里”助一臂之力。當然，我們也會結合基金會在全球范圍內積累的經驗和專長，希望能夠支持中國政府采用更為創新的模式來應對扶貧挑戰，同時也希望將中國的成功經驗進行總結并分享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問題五：中國的癌癥和慢病負擔越來越重，為什么你們不幫助中國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關注艾滋病、結核病這些看起來相對小眾的疾病？

    李一諾：雖然蓋茨基金會是資產規模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但是在諸多有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面前，仍然是杯水車薪。所以我們必須合理分配慈善資源，使其社會效益最大化。

    癌癥和慢病不只在中國，在全球范圍來看也都日益嚴重，但即便如此，相對于傳染病而言，這兩個領域也有著相對充分的市場激勵。也就是說，可以主要依靠市場去解決藥物研發的問題。我們在健康領域的投資大多數都集中在減少全球貧困人口的傳染性疾病負擔。因為這些挑戰非常復雜、影響面大卻又常被忽略，以至于全球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投入長期不足，窮人的需求無法得到市場的滿足。

    其實，我們在癌癥領域也開展了一些工作，但同樣是基于上述邏輯。比如說我們關注宮頸癌，是因為它主要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另外，我們在中國開展控煙，也會有助于減少吸煙導致的肺癌。

    問題六：中國企業在非洲受到攫取資源、破壞環境等很多爭議，你們為什么還要和中國企業合作去幫助非洲？

    李一諾：蓋茨基金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讓市場為窮人服務（Make markets work for the poor）。如果我們能夠調動企業參與其中，就能夠運用市場機制可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我們與企業合作的目的從來不是為了營利，而是創造社會效益。

    比如，Global Good（一家由比爾·蓋茨和高智公司投資發起的研發機構）與中國澳柯瑪公司合作開發了一款名為Arktek的冷藏設備，只需使用冰塊就能將疫苗保持在合適溫度下長達35天或更長時間，無須電池、太陽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在西非抗擊埃博拉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關于中國企業在非洲面臨的爭議，這個問題中的簡單評價并不公允。我們與中國企業合作，就是為了針對非洲人民的需求，發掘并支持中國質優價廉的健康產品和農業產品走進非洲。當然，我們相信，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有責任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以規范企業行為，保護當地社區的利益。蓋茨基金會在甄選合作伙伴的時候也是非常嚴格的。實不相瞞，有些合作伙伴甚至認為我們的標準過于“嚴苛”。但我們這么做，就是為了避免損害當地群眾的利益。

    問題七：中國公益領域的行政化一直被業界詬病，很多公益界人士都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益領域，還權于民間，但蓋茨基金會為什么有大量和政府合作的項目？

    李一諾：“中國部分公益機構的行政化”有著特定的歷史原因，但這和“公益機構與政府合作”是兩個話題，不能混為一談。的確，政府、市場和公益這三個部門都有邊界，但這并不意味著三者應該各干各的、拒絕合作。事實恰恰相反。

    蓋茨先生在今年的年信中說，任何新方法的成功都需要三個步驟：首先，要運行試點項目，證明這一方法可行；之后，要確保相關工作可持續開展；最后，要將這一方法普及開來。

    如果說公益機構在第一個步驟最為擅長，那么市場和政府的參與有利于保證項目的可持續開展，而且政府在普及推廣解決方案方面的優勢尤其明顯。

    在蓋茨基金會，我們相信“催化式慈善”的力量。我們的理念是投資并管理那些政府無法承擔、企業不愿承擔的高風險卻又非常有前景的創新型項目。一旦我們有了有效的解決方案，催化式慈善可以觸發企業和政府采取行動，從而將那些創新帶給最需要的人們。我們希望蓋茨基金會可以成為搭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橋梁。

    梅琳達說：我們要與政府合作，盡可能為讓世界最多貧困人口受益的政策爭取支持。

    比爾·蓋茨說：敢于冒險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思想需要布道者；被遺忘的群體需要倡導者。

    （據蓋茨基金會，文中回答部分有刪減）